福建一老板被妻子强送精神病院并转移财产思维导图

不久前，陈国明约记者在北京西客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见面。

“那天是2011年2月10日。”陈国明点了支香烟。据他回忆，自己是在凌晨1点多钟被送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精神病院的。但是从入院到出院，7天时间，除了用些云南白药外，从没用过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这些内容，记者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精神病院开具的出院记录中都找到了:2月11日的入院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头部软组织挫伤”。2月17日的出院诊断也是如此。医生对其精神检查的结论为:“年貌相称，仪表整洁、接触合作、对答切题……可疑存在幻听、可疑嫉妒、被害妄想，智能无异常，等等。”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入院后头孢拉定抗感染、云南白药活血化淤等对症处理。”

陈国明的这次出院，多亏姐姐陈芳。得知弟弟被送进精神病院，陈芳马上从老家赶往医院。见弟弟脸上多处青肿淤血，感觉事情蹊跷。按照陈国明的嘱咐，陈芳查询了弟弟股票的交易记录，发现其名下价值100多万元的股票已经在2月14日以80万元低价抛出。得知此消息，陈国明马上让姐姐替其挂失银行里的200多万元纸黄金(一种个人凭证式黄金)，这才保住了这笔财产。

此次来京，陈国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一位受害者的角度，对正在征求意见的精神卫生法草案提些建议。

“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写道:“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这条让陈国明看到了一丝希望。

然而，反思自己的遭遇后，陈国明的心又凉了半截。因为作出是否患有精神病诊断的是医院和医生。陈国明担心地说，如果没有第三方参与判断，很难让这条发挥实效。

“还有，草案中说送治者也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具体如何追责没有提，要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也没有写。”在陈国明看来，妻子谋财的目的非常明确，之所以能够得手，钻的就是监护权的空子。如果当时医院能够再多考察一下“患者”是否看过精神病门诊，是否服过精神病药物，或者是否对公共秩序或他人生命构成威胁等等，应该能够阻止其妻子的行为。因此，他建议草案细化规定，防止家属滥用监护权，对强制入院应该多设几道槛儿。

草案到底能否有助于对抗目前监护权被滥用的现象呢?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遗憾，“草案提出住院期间‘病人’权利由‘监护人’代为决定。如果监护人就是侵权人，患者将无处可逃。”黄雪涛说，这是草案的一大瑕疵。

陈先生在精神病院这么久，却没有被治疗，是此案最特别的地方。黄雪涛说，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医生对当事人的医学判断是，不需要住院治疗;其次，说明医生态度非常谨慎，这反映了滥用精神病收治的现象，医疗机构已经警惕起来，这是个值得肯定的趋势;第三，医院不放陈先生出院，明知道陈先生不应该被送进来，却又不敢放人，这反映出医疗机构自身陷于两难局面，无所适从;第四，医院收了不该收的疑似病人后，结果是继续长时间限制陈先生的人身自由，长达56天，说明医院在两难局面中，最后还是牺牲了公民人身自由这一基本权利。

因医疗以外的目的而滥用精神病收治，已经严重威胁到大众的安全感。黄雪涛认为，此案是明显故意地滥用精神病收治，警方应立案侦查，追究送治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实在难以消除公众对滥用精神病医学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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