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对加重结果责任承担思维导图

在教唆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场合，从教唆犯的因果过程来看，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这是第一个因果关系;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又造成了犯罪结果，这是第二个因果关系。这两个因果关系分别观之，其成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有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教唆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主张共犯有从属性者，大抵否认教唆犯与犯罪事实之因果关系，①然而司法中教唆行为都因为实行行为的既遂而亦成立教唆既遂，因而该理论有缺陷。学理上因教唆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处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②这对于正确揭示共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曾经指出：“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观察共犯关系：其一是因果关系的拓宽问题……其二是因果关系的延长问题。在教唆的一般场合，犯罪行为与正犯先后指向一定的犯罪事实。指向其犯罪事实的甲是原因，而乙是原因的原因。”③申言之，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而教唆行为相对于犯罪结果来说是原因的原因(间接原因)。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特定的犯罪实行行为、特定的犯罪结果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①总之，共犯不外是犯罪行为之一种特别形态，其于犯罪结果之因果关系实与通常形态之犯罪行为无异。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也不外乎如此。

一般而言，结果加重犯里的基本犯里隐藏着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性，一旦当其加重结果之发生由来于基本犯的行为，即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唆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思而把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人实施基本犯行而致发生了加重结果的话，站在本文所主张的因果关系延长的立场，作为间接原因力，教唆犯因果关系应受到被教唆犯的因果关系之约束。详言之，除实行过限、错误等特殊场合外，教唆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与其被教唆者的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其命运，如果被教唆者在教唆的范围内所实施的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教唆者的因果关系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教唆犯对该加重结果也就具备了客观归责的基础;如果被教唆者的基本犯行与加重结果缺乏因果联系，那教唆犯的因果关系自应得到排除。

问题是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与条件说、原因说相比，相当因果关系说占有相当影响。该说认为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要有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②相当因果关系说在确定判断相当性的根据时，内部又分为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者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赞成主观说的，他认为，在确认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作为价值评判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行为人对于客观因果关系的预见及其预见可能性上。如果具有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应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从而产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则虽然有作为行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认为具有犯罪因果关系。①对此，笔者认为客观说更有其合理性，本文从之。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