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主体如何定性思维导图

这属于两个不同的行为存在着牵连关系，是牵连犯，应当从一重处断，如果两罪名的法定刑相同，应以目的行为构成的犯罪定性。如资产评估公司职员与投保人勾结，前者提供资产评估文件，帮助后者保险诈骗，基于共犯的特殊构成，二人共同构成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保险诈骗罪，但两罪名是牵连关系，应当选择保险诈骗罪对共同犯罪定性。这一结论和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完全吻合

对这种情形应当依照刑法规定分别定罪。因为尽管身份犯的特殊构成不以身份为要件，但这种情况属于对合性共犯，刑法已经专门规定了两个独立的罪名，不宜统一定罪。如请托人向公务员行贿，刑法已就二者的对合性行为分别规定为行贿罪与受贿罪，因而应以此二罪名分别定罪，不宜统一定罪。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不过是共同犯罪现象在法律上的反应，从共同犯罪的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出发，我们应当科学地认识共同犯罪主客观的统一.就我国现行刑法典而言，以“主犯决定论”认定共犯，这种做法确实给司法实践部门解决问题带来一定的困难。通过参考、比较、借鉴外国共犯理论，为我国学术界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共同犯罪带来了新的思考模式。

在共同犯罪的场合，客观上存在着客体受到侵害的现象。法律不是也不应当是人们的随心所欲，而是或至少应当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外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以上几种处置模式。但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我国刑法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无论是刑法总则还是刑法分则，都没有作出必要的回应。在共同犯罪尤其是混合身份犯罪必然逐渐增多的现代社会，发展和完善现有立法，显系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