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中止的思考思维导图

所谓的危险犯究其特征有三：1、行为人必须实行了一定的危害行为;2、危害行为存在着足以造成某种严重危害结果的客观危险;3、尚未对法益造成危害结果。

所谓中止犯，根据刑法第2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没有争议的是，中止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其犯罪行为;二是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第一种类型的犯罪中止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时空性，即必须是在犯罪过程中。(2)自动性，即行为人必须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放弃了自认为当时本可继续实施和完成的犯罪。(3)彻底性，即行为人彻底放弃了正在进行的犯罪。第二种类型的犯罪中止，即在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可能造成但尚未造成犯罪既遂之犯罪结果的情况下成立的犯罪中止。这种类型的犯罪中止除了必须具备第一种类型的犯罪中止的三个特征外还必须同时具备“有效性”的特征，即行为人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他已实施的犯罪结果的发生。

具体到本文的论点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危险犯是否存在中止的问题，其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立危险犯的问题。

对于危险犯是否存在犯罪的中止问题，目前学界存在诸多争论：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存在上述争议原因在于对刑法第24条第一款中“犯罪过程”的理解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活动过程，始于犯罪活动预备，终于犯罪既遂。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犯罪既遂之后就不可能再成立犯罪中止。即该条所称“犯罪过程中”即是指犯罪既遂之前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否定了既遂之后也可成立犯罪中止的观点。并且以日本刑法也同样规定中止犯只能发生在既遂之前为例证。同时持该观点的人如果认为危险犯在犯罪既遂之后、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以前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观点，不仅不够准确且在刑法理论上站不住脚，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

首先这种观点与犯罪构成原理相违背。犯罪中止的法条中的“犯罪结果”，须受到具体犯罪构成的限定，即应当是指具体犯罪构成的既遂所要求包含的犯罪结果，而不能离开具体犯罪构成，这是犯罪过程原理的当然之义。如危险犯，就只要求行为具备法定的危险状态即属完备构成要件而达到既遂，而无须发生特定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否则就不属于危险犯而属于结果犯了。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只能是对存在既遂未遂之分并以犯罪结果发生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而言的。

其次，这种观点认为将故意犯罪形态与故意犯罪阶段混为一谈，违背了犯罪形态的有关理论。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过程中的形态虽与故意犯罪的阶段有着密切联系，但二者有着原则的区别：前者是故意犯罪过程中业已停止的不同行为形态，属于静态现象，而后者是故意犯罪发展的各个过程，属于动态概念;前者有先后的连续性，不存在发展前进的关系，而后者之间存在着衔接递进的关系;前者不可能存于一个故意犯罪之中，即一个故意犯罪只能出现一种犯罪形态，而后者则不同，在一个故意犯罪过程中可能具有两个、三个不同的犯罪阶段。从上述可看出，犯罪过程中的形态不可能再发展变化。一旦已构成犯罪既遂或未遂，就不可能再发展成犯罪中止，反之亦然。犯罪中止是故意犯罪过程中未完成犯罪即达到既遂时的一种停止形态，这应当是对任何犯罪的中止形态一致的要求和含义。

再次，犯罪既遂与犯罪结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既遂犯与中止犯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成立了既遂犯就不能再成立同一犯罪的中止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犯罪过程是指从犯罪预备开始到犯罪结果发生前的过程。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犯罪既遂之后，实际损害结果发生前，行为人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实际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理由在于：

其三，从刑事政策来看，认定危险犯既遂后仍可成立犯罪中止，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会鼓励行为人采取积极的措施尽力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从而使社会免受侵害，使刑法的作用从事后的消极惩罚转变为事前的积极防范。这符合设立危险犯的立法初衷。刑法之所以将危险的出现而不待实害结果出现时就将其作为犯罪予以打击，目的就在于强调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竭力防范实害结果的出现，避免两败俱伤。因此，将上述行为认定为犯罪中止无疑更符合立法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