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总则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与分则相关规定的协调思维导图

一般来说，在国外的刑事立法体例中，凡分则条文未标明“过失”二字的，其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但我国刑法分则有所不同，即使未标明“过失”二字，但根据其对犯罪构成的描述，也可能得出其规定的犯罪属于过失犯罪的结论。正因为如此，分则中的一些犯罪究竟属于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在理论与实践上往往容易产生争议。[⑥]概括起来，我国刑法分则关于过失犯罪的如下几种规定方式，大多存在需要与总则的规定相协调或予以修改完善之处。

(一)刑法分则一些条文标明“过失犯前款罪的”，均存在表述不准确的问题。因为刑法分则一般是在某个条文的第1款规定某种故意罪，紧接着在第2款规定相应的过失罪，为了使条文的表述简单明了，于是就用“过失犯前款罪”来代替对前款行为的描述。例如，刑法第119条第1款规定：“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很显然，前款(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犯罪，后款(第2款)规定的是过失犯罪，过失怎么可能犯前款规定的故意罪呢?因为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有质的区别，两者的法定刑也相差悬殊，基于过失而犯故意罪这是不符合刑法常理的事。因此，“过失犯前款罪”之说显然不准确。笔者认为，瑞士刑法的相关规定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瑞士刑法第228条(损坏电力设备、水利工程和防护设施)第(1)款规定：“故意对电力设备、水利工程、尤其是大坝、防洪堤、拦河坝、水闸、防止自然灾害如防止山崩或雪崩的防护设施，予以损坏、毁坏，并因此使他人的身体和生命或他人的财产处于危险状态之中的，处重惩役。”第(2)款规定：“行为人过失为上述行为的，处监禁刑或罚金刑。”在这两款规定中，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罪，第2款规定的是过失罪，第2款不对第(1)款的行为作重复描述，而用“过失为上述行为”予以概括，既简单明了，含义又十分明确，不会产生歧义。如果将我国刑法上述条文中的“过失犯前款罪”改为“过失实施前款行为”，就能达到同样好的效果。

(二)刑法分则一些专门规定过失犯罪的条文，存在对犯罪的主观方面未作明确描述、容易产生认识分歧的缺陷。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分则有比较多的条文规定了许多独立的过失罪，如刑法分

(三)刑法分则某些条文在同一款中并列规定故意罪与过失罪，并且使用完全同一的法定刑，而又没有标明“故意”或“过失”二字，这明显不够科学合理。例如，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并列规定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二种犯罪。关于玩忽职守罪，通说认为是一种过失犯罪，但也有学者认为故意与过失均能构成此罪。[⑧]而对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则存在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第二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第三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间接故意。第四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第五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第六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含间接故意。[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上述条文对二种罪的主观方面未作明确规定。而“玩忽职守罪”中的“玩忽”二字表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过失，不可能是故意。又由于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并列规定在一起，法定刑也完全相同，因此，很容易被认为也是一种过失犯罪(或者是包含过失的犯罪)，但是，由于刑法总则第15条第2款有“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只要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的规定中没有标明“过失”二字，并且从法条规定的构成要件中不能得出只有过失才能构成的结论，那就只能理解为是故意犯罪，由此而论，“滥用职权”显然是一种故意犯罪。因为“滥用职权”并不包含有“过失”的含义，并且一般都认为是故意为之。

引用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