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责任年龄思维导图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行为，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会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视线，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则是扩大了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不利，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可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 未成年人犯罪 年龄认定 责任范围 存在问题及建议

据报道：“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以江苏为例，10至13岁年龄段的低龄犯罪占到70%.”由于他们都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对法律肆无忌惮。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确定什么年龄开始负刑事责任，是刑事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刑事犯罪责任年龄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之一。从我国的刑法规定来看，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二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刑法规定的八类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三是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之所以规定这样的犯罪年龄段，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他们发生危害行为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着重于教育、改造、挽救，即使对极度少数非处罚不可的进行处罚，其目的还是为了教育。因此说，我国目前规定的犯罪年龄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刑事犯罪年龄低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且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趋向成人化犯罪。对于低龄化犯罪应当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如何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造成犯罪低龄化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处于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朦胧状态，免疫能力相对较差，不仅缺少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而且也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一些违法行为的引诱和侵蚀，他们在好奇心和寻找刺激的心理驱使下，容易上当受骗;其次，社会关爱和家庭教育也是一个来容忽视的方面，对于未成年人出现犯罪，就社会而言，更多地是出现歧视，就家庭而言，既有过于溺爱的原因，也有缺少家庭温暖的结果。

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行为，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会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视线，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则是扩大了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不利，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可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刑事审判中，通常情况下认定被告人的年龄与案件处理没有多大关系，如成年被告人，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年龄的准确认定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到对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是否适用死刑等。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认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形式作一探讨。

书证包括户籍证明、出生证、防疫保健卡、学籍卡等，这些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年龄的依据。但实践中有时不能准确反映被告人的真实年龄，有些地区，特别是农村，由于户籍管理不到位，医院发放的出生证明不规范，有些父母为了孩子参军、入学的方便，将孩子的年龄作相应地更改。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按公历计算的，但在农村，有的父母为孩子申报户口时未按规定报公历的出生日期，而是申报农历的出生日期，这就带来了年龄认定上的差异。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防疫保健卡上记载的年龄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因为一个人一旦出生，便建立起防保档案，在什么阶段什么时间进行防疫保健卡上会有如实的记载。如2002年12月份法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件中，被告人的户籍管理卡出生日期是1984年10月，起诉认定的也是这个出生日期，庭审时，被告人自称是1984年农历10月生，查阅万年历，发现1984年农历闰十月，如果被告人是后十月出生，则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按照法律规定，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的，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及其聘请的或指定的辩护人参加诉讼，后经休庭补充查证，根据相关证人的证言及被告人防保卡上记载的出生日期，认定被告人系1984年农历闰十月后一个月出生，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因此，在依据书证认定被告人年龄时，亦不能一概而论，如有异议，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在一些书证无法取得或书证存在瑕疵时，对被告人可以依靠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认定。如在农村一些地方，由于计划生育管理滞后，超计划生育，孩子的户口得不到落实，属于“黑户”。还有些地方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搞船只运输的，常年在船上，户口未及时申报，或他人代为申报，这样，可能造成年龄认定的差异。因此，书证无法认定时，可以通过证人证言来认定。哪些证人的证言比较客观真实，一般说来，接生人员、与被告人同月出生的邻居的父母、被告人的父母及亲戚的证言比较可靠，如果与其他证据不相矛盾或有其他证据印证，可以采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证人证言均能证实被告人的年龄，应分析定之。如一起寻衅滋事案件，被告人自报一个出生日期，户籍证明上又是一个出生日期，辩护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又是一个出生日期。经调查，被告人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其父母称申报户口时为了入学方便将其出生日期作了更改，相关证人也证实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由于本案疑点较多，法官没有轻意采信证人证言，而是通过调查与被告人同是邻居又是同年同月出生的孩子的父母，发现与证人证言证实不符，后又调取了被告人的防保卡，证实被告人犯罪时实际年龄已满十八周岁。所以在运用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时要综合考虑，从而作出正确的评判。

随着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根据一个人生长发育的特定规律，对一个人的年龄作出准确认定成为可能。常见的鉴定有骨龄的鉴定、牙齿的鉴定等。鉴定结论能否确定刑事责任年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作了如下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慎重处理。

1、不涉及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应当认定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2、涉及是否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认定其未满十八周岁，3、虽未查清被告人准确出生日期或实施被指控犯罪日期，但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已满十六周岁或者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负刑事责任。”也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这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突破这一界限。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还是指具体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不妥。理由如下：

考虑1979年刑法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年龄直接规定为周岁，明确了杀人罪与伤害罪的主观罪过，删除了“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有利于准确有效地打击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同时也避免了司法适用上理解的分歧。这一规定本身体现了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因此，分析研究这一规定的修改，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规定，还将对今后的补充或修改立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关于我国新刑法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的建议

新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表明司法实践中，定罪处刑必须严格依据刑法的明文规定，不允许任意扩大与缩小解释。研究《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是否包括一些相关罪名，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这不仅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还将对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六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奸淫幼女罪被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但理论上多数学者又认为刑法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中，强奸罪应包括奸淫幼女罪，并在有关著作中论及奸淫幼女罪的特征时，认为其主体包括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5.理由是，奸淫幼女罪的社会危害性比强奸罪更大，同时，《刑法》中“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表明，奸淫幼女罪应适用强奸罪的有关规定。事实上，如果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的话，将其包容在强奸罪的规定中，是很牵强的。因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不在于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是否为《刑法》所明文规定。行为如果没有《刑法》的明文规定，无论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都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否是将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加以考虑的。

笔者认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将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一个特殊情节加以规定。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以…论”、“以…论处”是包括定罪量刑两方面的内容的6.如《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务的，以贪污论”。同时又在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论。”很明显，“以贪污论”即以贪污罪定罪处罚。立法者既然把奸淫幼女行为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特殊情形，也就没必要将其作为独立罪名另外加以规定。刑法将奸淫幼女行为另外规定，是为了突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和对这种严重强奸犯罪行为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17日作出的《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认为：“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7条、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分别确定为两种罪的做法是矛盾的，这也正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认识。其解决办法应当由最高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重新作出法律解释来解决。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抢劫罪是否应包括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弹药、爆炸物罪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观点不一。何秉松教授认为，《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其性质比第236条规定的抢劫罪更为严重，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因而更易为青少年所认识。因此，应把这两种罪都规定在内7.而有的学者认为抢劫罪与抢劫弹药、爆炸物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从立法者的本意看，《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中并不包括抢劫弹药、爆炸物罪8.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是因为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抢劫弹药、爆炸物罪是否包括在抢劫罪中，不在于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有关的犯罪构成。由于抢劫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而抢劫弹药、爆炸物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一般的抢劫公私财物的犯罪严重的多。因此，《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这一罪名，是立法的疏漏。

《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为选择性罪名，这四种行为均可独立成罪。从其法定刑可以看出，这几种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完全相同，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在刑法修订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17条第2款“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界定就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对这四种罪名是同样对待的。而在刑法修订后，仅将这四种选择罪名之一的贩卖毒品罪在《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加以规定，而对另外三种性质类似、危害相当的罪名未加以规定。应当说也是立法存在的疏漏，应对其加以补充规定。

另外，对于《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贩卖毒品罪，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对于运输少量毒品的，“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且还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因此，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运输少量毒品的行为，也认为是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与这一规定相比，在刑法分则中，危害更大、更易于认识、应给予更重处罚的犯罪是相当多的。而刑法对危害较小的贩卖少量的毒品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对别的危害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不予处罚，应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行为，应当加以数量较大的限制，以免打击面过宽，有悖刑法谦抑、人道的价值追求。

《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中包括有强奸的行为。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的处罚本身就比较重，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死刑，从起点刑看还要重于强奸罪。所以，立法者认为，没必要将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而应作为它的加重情节。但是由于《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这一罪名，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并对妇女实施了强奸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呢?如果不处罚的话，就出现了同样主体实施强奸行为应受处罚，而实施更严重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并实施强奸行为的却不处罚的矛盾现象;如果按强奸罪处罚的话，同样会出现矛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已满16周岁的人，如果均实施上述行为，前者应定强奸罪，后者却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名。虽然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独立实施上述犯罪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参与到这类犯罪的可能性是不可排除的。因此，笔者认为，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当在《刑法》第17条第2款加以补充规定。

《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有期徒刑，重于故意杀人罪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最低刑，此罪本身就是具有较大危害性的危害行为，实践中也存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种行为的案例9，而《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对之加以规定，这本身就是立法疏忽10.同时这一罪名的加重情节“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包含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如果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按绑架罪处理，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不处罚的话，又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同样会出现不同年龄的人实施同种行为定不同罪名的矛盾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罪名加以补充规定。

综上所述，对于新《刑法》第17条第2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在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

笔者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应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拐卖妇女、儿童、抢劫、抢劫弹药、爆炸物、绑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较大的、放火、爆炸、投毒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少量毒品的行为从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里分离出来，以体现刑法主要对其教育挽救，而仅对他们实施的极其严重的危害行为才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危害较大，应当给与刑罚处罚而刑法还没有规定的，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从而使法网更加严密，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两百三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两百四十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两百三十九条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