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能力鉴定是怎样的思维导图

责任能力评定的法律依据《刑法》第18条，其中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上明确规定了评定精神病人作案时的责任能力状态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医学要件，即必须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学要件，即根据其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症状对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影响。关于不能辨认和不能完全辨认的法律定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规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病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因此，评定时首先要明确精神疾病的诊断，并判明其实施危害行为时所处的疾病阶段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综合分析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响，作出责任能力评定。

行为人必须在具有完备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前提下，才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刑法上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与通常意义上要求人们对自己行为负责任所必须具备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不是表现于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当中，就不具有刑法意义；也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应理解为，行为人具备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并依据这样的认识而自觉有效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是刑事责任能力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确定的行为能力的本质所在。特别是基于各部门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人权利义务性质及行为复杂程度的差别，法律判定行为人有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标准，即认识、判断和决定自己行为能力的性质及程度的划分标准，必然作出不同的规定来加以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行政行为能力的人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例如一个精神病人往往不是在所有行为下都是精神错乱的。

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具体化还表现为：精神病人必须在病理性机制（如妄想、幻觉、思维障碍等精神症状）的直接影响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被视为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丧失或尚未完全丧失，而被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行为能力。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主观状态，必须体现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行为或者危害行为之中；他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与其所患精神病的症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就是中国《刑法》第18条中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实质含义所在。

前述内容充分说明刑事责任能力是与道德责任能力、其他法律行为能力严格区别的，在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上，也有必要加上刑法的印记。从而表述为，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并对自己行为加以控制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现行中国刑法对刑事责任能力的下限，即对最低刑事责任的年龄作了明确的规定。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其目的在于未成年人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事物能力，但智力和体力发育方面毕竟还不太成熟，比较幼稚，对他们应以教育为主，不宜过多惩罚。同时刑法对精神病人犯罪也给予了司法保护，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可刑法对负刑事责任的上限却没有规定，即对什么样健康状况的人才能接受审判，没有法律的保护，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老弱病残者在追究刑事责任时死亡，或重刑犯在短期服刑内死亡，或在服刑期内因患病、残疾而保外就医，造成侦查、拘留、预审、起诉、审判、执行，整个诉讼成本的大量浪费，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立法结构上的不完整。从逻辑上讲，只规定了负刑事责任的下限，而没有规定上限，有头无尾，没有全面包含定义的内涵。在法的要素上，少一个重要的假定，以致出现了法作为技术规范，缺乏完整性和科学性的情况。

对老弱病残者的权益保护不力。人作为一种社会主体，享有基本的权利，如健康权、生存权等。从立法精神上看，刑法第十九条也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即对聋哑盲犯罪者，从人道主义出发，法律予以保护，然而对老弱病残者，其健康状况是否能接受审判，是否有能力承担刑事责任，刑法未对此作出相关的规定。让身体健康状况极差的人，去接受其健康状况难以承受的司法审判，其实质是对人权的践踏，对生命的蔑视。从国际范围看，大多数国家都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浪费了大量的诉讼成本。从老弱病残者犯罪的实际看，因体力或智力的不足，相对于一般的暴力犯罪在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方面都要轻（也有少数罪行严重的或早期犯罪的）。固然犯罪在社会上造成了危害，但如果其健康状况不能接受审判，不考虑年龄和健康因素，而认为“罪有应得”则是很片面的。在出现了收审后伤残死亡，或带严重传染病的传染他人，或经历了繁琐谨慎的查、诉、审后而保外就医等情况，虽起到了一定的震撼作用，但收效甚微，反而浪费了大量的诉讼资源，实在得不偿失。

截止到2000年年底中国已进入老年型人口国家行列，截至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1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5%，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据预算2025年将达2.8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2.1%；2050年将达4亿多，占总人口比例为25%，(即中国每四个人中有一个老年人)，老弱病残者犯罪问题也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健康因素和年龄因素，对老弱病残者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影响，在立法中应予体现，这也是国情的需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