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股受贿如何的认定思维导图

行为是构筑刑法体系的基石，一切定罪量刑活动都离不开对犯罪行为的考量，认定犯罪数额亦不例外。例如，认定盗窃数额应以盗窃行为时财物价值为基准，而不能以出厂价格或者案发时价格进行认定。那么，《意见》为何以“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干股的特殊性。干股无资金基础又无真实对价，而确权转让则是实现干股产权的必要程序;二是在常态下，受贿行为与股权转让行为几乎同步进行，转让数额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受贿数额。这样，以转让时股份价值计算，既便于司法实践，又不偏离犯罪行为。但是，当转让行为不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受贿行为时，笔者认为应以受贿行为时干股价值计算。就上述案例而言，依据《意见》第二条规定，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甲受贿数额计算为：未转让分红数额9万元+登记股值120万元=129万元。转让行为距受贿行为2年之久，干股价值已由100万元上升至120万元，若以转让行为时的120万元认定其受贿数额，则完全脱离受贿行为，实属不妥。

笔者认为，在开始未转让股权后来又登记转让的情况下，登记行为可以视为是对未实际转让股权的一种事后追认，具有溯及力，即先前的收受干股虽未实际转让，但同样具有转让之效力。所以，本案中甲受贿干股数额应认定为100万元，而不能将正常的市场涨幅20万元作为受贿干股数额。综上分析，甲受贿数额应认定为114万元，包括全部的分红所得。

1.将出资额作为股权价格的计价依据。此方法简单明了，便于计算和操作。但是，随着公司经营的不断变化，股东的出资与股权实际价值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对股东的股权未经作价直接以原出资额转让，则混淆了股权与出资的区别，往往导致股权的价值大大脱离实际。

3.以审计、评估价作为股权转让价格。该方法通过对公司会计账目、资产负债的清理核实，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公司的资产状况。但审计、评估是在一定的前提下得出的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况且根据不同前提假设，得出的计算结果有很大的差别。

4.通过拍卖、变卖确定股权转让价格。该方法引入了市场机制，在更大程度上能体现股权的市场价值。但是，拍卖、变卖中转让方和收入方无法进行更多的直接沟通，不利于他们之间的磋商和意思表达。况且，拍卖、变卖时也存在信息获得不充分的可能，使得价格未能真正被发现。

1.实际价格。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没有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的，其受贿数额按照收受股票时的实际价格计算。”这里的实际价格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场内交易价和场外交易价。

2.交易价额。2001年8月7日至9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稿)》第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干股”，不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论处，其受贿数额为收受股票时的市场交易价额，即受贿行为时的即时价格。

3.平均价格。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股票按被盗当日证券交易所公布的该种股票成交的平均价格计算。由于股票不同于一般财物，其价格总是处于不断地波动状态，有即时行情、当日最高价、最低价、成交价、收盘价等，不易确定其价值。相对而言，平均价格较为稳定，容易确定价值。笔者认为，若单纯以平均价格来计算犯罪数额，可能导致犯罪数额认定误差，影响正确定罪量刑。如果根据交易成交资料确定其具体成交价格，则不应按平均价格计算，而应以即时价格予以认定。

4.区分价格。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关于审理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稿)》第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干股”，没有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受贿罪，其受贿数额为收受股票时的市场交易价额;收受时，股票没有上市的，应以上市时的股票交易价格计算;案发时没有上市的，应按照股票的实际价格计算。这里的实际价格特指认购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