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权关于失衡的危害思维导图

无论是从各国的司法实践，还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在侦查过程中发生侦查人员、侦查行为的错误情况在所难免。

《刑事诉讼法》宽泛地授予包括各类侦查机关各项刑事侦查权力，但却未对作为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人在遭受错误侦查和违法侦查时，所应享有的有效抗辩权。犯罪嫌疑人在遭受刑事侦查中的不法对待，无论是错误立案、错误关押还是刑讯逼供等由侦查机关实施到具体犯罪嫌疑人身上，犯罪嫌疑人都无法行驶有效及时的权利救济，如要求独立的第三方——人民法院给与公平裁判的诉讼权。

为何轻者能够允许相对人提起诉讼由法院审查，而重者反而不许相对人提起诉讼？法院又为何对于轻者的诉讼依法受理，而对于重者的诉讼不予受理？仅仅靠生硬的“司法界定”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此，把刑事侦查行为界定为司法行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就侦查行为来讲，显著的特点是依靠行政化体系运行，且不具备终极性等司法行为特征。按照国际上普遍的做法，均将侦查权定位为行政权。凡是较为严重地限制或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无论是行政管理行为还是刑事侦查行为导致的，均应允许相对人提请法院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这种法院审查的司法介入刑事侦查的机制德缺失直接导致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错误无法及时得到公正及时的审理。

2、侦查行为的合法适度的比例性原则无法保障，侦查权运行的“要立案，必抓人；一抓人，必羁押；有羁押，要定罪”的现实逻辑难以打破。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性侦查行为未规定应采用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损害最小的措施手段。立法中对于强制性侦查行为特别是直接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规定的很宽泛。使得侦查人员在适用强制措施时非常随意，往往罔顾对不同的犯罪嫌疑人要考虑所涉嫌的罪行和具体的个人及社会背景情况依照比例性原则的适合性、必要性和相称性来科学考虑对犯罪嫌疑人造成最小损害的强制措施，而是在宽泛的法律规定授权中，选择简单粗暴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而较少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对于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的强制措施。

侦查权力过于强大，缺乏有效的法治制衡，使得侦查权在运行中的错误和失准难以及时纠正；过于宽泛的法律授权，使得侦查权难以得到法律规范的文明指引；侦查行为的行政化内部决定机制，使得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对于党政权力、社会力量以及自身的利益驱动的不良影响所导致的执法违法行为；既是侦查措施的决定者，又是措施出现意外情况的挽救执行者，在采取粗暴安全手段还是人性风险手段时，缺乏及时理性的退出机制。由此产生的——粗暴执法、违法办案、刑讯逼供以及超越法律办“权力影响案”、为地方利益以侦查手段介入经济纠纷的“追钱案”、以及侦查人员自身凭借手中缺乏监督制约的侦查权捞取金钱好处甚至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使得“文强现象”在多个地方公安厅局长涉嫌犯罪的案件中雷同出现。

这些具体的现象都直接破坏了侦查机关的公正形象；而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下，强调配合的多，进行制约的少。尤其是审判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完全缺失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错误、违法侦查行为的法律制约，使得刑事诉讼的结构失衡——对于可能遭受侦查权侵害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公民的诉求，不予受理——使得整个刑事诉讼结构严重偏离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底线。多起侦查阶段即可避免的“冤、假、错”形成的悲惨教训，严重威胁到整个司法诚信的公信力。“权力之放纵最终导致了权利之不彰，在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大量践踏人权现象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制度本身科学性的匮乏，更重要的是权力不懂得自我节制、任性行使所必然导致的恶果.司法公信力是国家诚信的根本保障，这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恶果，必将导致广大民众对于国家诚信的认同感的降低，对于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产生深远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