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指定辩护问题的实证分析思维导图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然而，据笔者对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的王法官访谈了解，目前我国适用指定辩护的通常仅限于上述五种人，而因经济困难适用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也极为罕见。王法官还指出，也正因如此，随着有关法律文件对未成年人犯罪认定的放宽，需要指定辩护案件的数量也逐渐减少。笔者进一步调查了解，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从2004年至2007年受理的需要指定辩护案件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生命权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2005年全市法律援助机构专项业务经费为313万元，比2004年246万元增加了27%。但是广州市2005年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483宗，比2004年2423件增长了126%。其结果是虽然广州市2005年的法援经费比2004年的法援经费有较大增长，但仍远比不上法援案件增长的速度。广州市2004年每件法援案件可以平均得到1015.27元的经费支持，2005年平均每件案件只得到570.86元的经费支持，下降了43.8%。[5]再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 )的0.0098%。[6]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而考察英国、美国等司法制度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制度在其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英国，其每年用在法律援助上的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7]现在我国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刑事指定辩护的范围，除目前的未成年人、盲、聋、哑、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8]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1.对未成年被告人，如果被告人拒绝指定辩护人辩护而坚持自己辩护，人民法院应当征求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如果法定代理人也坚持自己辩护，考虑到对未成年被告人并不适用死刑，因此，人民法院在说服教育无效并记入笔录后，可以准许。

2.对盲、聋、哑人或者成年限制行为能力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如果人民法院指定辩护后，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无正当理由对指定的辩护人不满意，且不自行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如果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仍然无正当理由对指定的辩护人不满意，且仍不自行委托辩护人的，考虑到被告人自身的行为能力受限或者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实际情况，并从公正与效率的角度出发，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后，应当强行指定。即被告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指定辩护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