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视居住法律条件的完善思维导图

刑诉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监视居住期限届满，应当及时解除监视居住并及时通知被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由于监视居住的期限较长，侦查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案件比较多，对监视居住的条件得否依然存在，无人调查了解。一些案件因采取监视居住久无人查证，以致监视居住期限已过，侦查机关也没有解除监视居住，最后不了了之，形成了对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严重侵犯。

刑诉法第58条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监视居住的，不得中止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严禁以监视居住变相放纵犯罪。实践中存在着对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责任不明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长期监而不审，实际上中止了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将监视居住变相成为一种结案形式，违背了监视居住的立法原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所往往不是“单身居住”，而是“混合居住”。就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就涉及到“单身居住”、“混合居住”和“第三人”三个名词。所谓“单身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跟第三人居住在同一住所;所谓“第三人”是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员。如配偶、父母、子女等。由于，刑诉法对监视居住的依据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而统称为“居住”，即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有固定住所，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都可以被监视居住。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居住权，却忽视了“混合居住”中的“第三人”的存在。

我国宪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严格规定，即“人身自由”除公民的人身自由外，通常还包括与人身自由相联系的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受到法律保护。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的过程中，势必要侵犯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用“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进行了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公安机关必须对“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如电话、手机、网络、信箱、部分住处、交通工具等进行检查、监视，对第三人进行检查、盘问，势必侵犯第三人的人身自由。正因为监视居住的“居住”概念不清，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规定，侦查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对于监视居住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一是刑诉法第51条第2款规定，可能判处有期限徒刑以上刑罚，采取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而刑诉法第60条第一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

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可见逮捕和监视居住适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社会危险性，而对社会危险性难以准确判断，无法形成统一标准;二是对监视居住采取“可以”的规定，加剧了在监视居住问题上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即使满足了监视居住的条件，决定机关仍可以不同意监视居住，具有极为自由的裁量权，导致了监视居住在实践中的滥用。

公安机关即是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又是刑事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就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远远适应不了目前繁重的治安保卫任务和刑事案件办案之需求，再加上公安机关普遍的经费紧张对于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适用强制措施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是不现实的。致使侦查机关为弥补经费不足，采取“以案养案”的方法，通过监视居住搞“创收”。有的办案单位插手经济纠纷，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采用监视居住促使其“还钱放人”;有些办案单位对一些可作治安处罚的案件 先监视居住，后进行罚款，“不交钱不放人，交了钱就放人”，在一些群众中造成了“拿钱买罪放人”的恶劣影响;还有些执法人员常借助监视居住放纵犯罪，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威信，导致有些案件以监视居住结案后流失，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打击。

一些侦查人员头脑中旧的执法观念未彻底转变，工作中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追求办案数量、忽视办案程序，忽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一是重结果、轻程序。为了打击犯罪，有的司法机关不惜以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代价，以押代侦;二是口供依赖。侦查机关的侦查技术和侦查手段仍比较落后，侦查工作很大程度上还是沿用靠抓人搞口供，靠口供搞侦查的老办法。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三机关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互相衔接和制约，监视居住决定权和执行权的集中及公、检、法三机关各自拥有自己的监视居住决定权，没有明确的分工和制约，这种缺乏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的分配方式必然产生各种违法、徇私现象，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专门监督机关，对侦查机关监视居住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监督的方式仅仅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纠正意见，缺乏有力的监督保障措施。难以有效扼制违法犯罪行为。

由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有的侦查机关虽然设立了监视居住审核机构，但由于审核把关不严，导致监视居住的使用比较混乱。如有的对犯罪嫌疑人未经立案便直接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事后再补办立案手续;有的直到解除监视居住措施后也没有立案，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有的对犯罪嫌疑人先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后程报批准手续;个别案件甚至直到解除监视居住措施也没有任何手续，造成监视居住的滥用。

建议立法机关进一步完善监视居住的法律、法规，将刑诉法符合监视居住条件“可以”性规定，修改为“应当性规定”，取消在监视居住上决定者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视居住权不被剥夺，努力创造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不断促进司法文明建设。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制定社会危险性的统一标准，使执行机关在适用监视居住的实践中有章可循，使执法人员能够按标准执行，从根本上解决监视居住执法不严的问题，保证案件的正常诉讼。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不当监视居住有纠正权，使对监视居住的监督落到实处。

建议刑诉法第51条增加一款，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没有单身居住的，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指定处所执行。

严格规范监视居住的审批手续，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的，要严格执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4条规定的审批程序，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确保监视居住的正确适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专门监督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法院的监视居住进行监督，可以采取向检察机关备案的方式，由检察机关实施监督，有权批准监视居住的诉讼部门都应当建立监视居住跟踪检查制度，建立台账，定期不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处理，该变更强制措施的要立即报告、变更。建议公安机关确定专门的监视居住法律审核机构，负责对侦查部门监视居住适用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对公、检、法三机关执行监视居住的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对工作失职者要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一是要严格按照法定的对象、条件、范围适用监视居住，对于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对于法律有原则规定的，要依照立法精神、立法本意去执行;二是严格区分监视居住与其他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形，防止混用、滥用，对于符合刑事拘留、逮捕条件的，应依法适用刑拘或逮捕措施，不能搞“降格处理”。对于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以认定的案件，该撤案的要坚决撤案，决不能把监视居住作为终止诉讼的一种手段。要注意研究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区别适用的情形，更加准确、有效地适用监视居住。

将监视居住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将决定权交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专可执行权，以强化分工和监督，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作出监视居住的决定可具有变更权，公安机关在案件的侦查中，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的，应当制作提请监视居住建议书，由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批准后再执行。检察机关对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认为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予以批准;发现变更为监视居住不当的，经检察长同意，应分别发出检察决定和建议，在限定时间内，给申请人答复，并依法予以纠正。检察机关要通过提前介入、跟踪监督、备案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监视居住中的违法问题，尤其是对侦查环节适用的监视居住措施，要及时进行跟踪监督，并积极探索实行有效监督的途径。

总之，监视居住作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由司法机关决定适用的一种强制措施，除采取以上措施外，还应该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公民依法保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增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增强司法机关工作的透明度，通过社会监督的方式，防止在监视居住中发生腐败问题，保证公证执法。

注 释

[2] 李卫平 乔金如 《谈监视居住制度》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调查与研究》2001第8期 第10页

[3] 樊洪 《监视居住适用情况的调查》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调查与研究》2001第8期 第11页

[4] 徐晓庄 《监视居住诉讼价值刍议》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调查与研究》2001第8期 第12—13页

[5] 郭岩华 《谈监视居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调查与研究》1999第7期 第16页

[6] 周东强 《浅谈监视居住法律制度的完善》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调查与研究》2001第10期 第13页

参 考 文 献

[1]《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检察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论监视居住在立法上的违法性》 中国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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