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仲裁裁决撤销程序若干法律问题之剖析——兼谈裁决撤销程序的思维导图

考察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可知，各国立法对仲裁员的任职资格基本上仅要求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及未受刑事处罚等，而要成为法官则规定了极为严格的法律学历、经历、道德品质等种种条件，例如美国的法官必须从获得法律博士学位(j.d.)、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从事法律工作至少满7年以上人士中遴选;在这些国家， 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与法官的个人收入及法院的办案条件不挂钩，保证了法院不至于为了增加诉讼标的费收入而与仲裁机构争案件的管辖权，以法官的高素质来保证相对公正地对由普通人进行的仲裁行使司法监督权，特别是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官，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件归纳出指导整个国家法院处理仲裁事务的普遍原则，例如关于“可仲裁性”的扩大解释、公共秩序的限制适用、有缺陷的仲裁协议之完善，等等。

依照《仲裁法》第58条规定，如果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国内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

《仲裁法》对于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并未直接载明具体的撤销理由，而是在该法第70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

经该法所援引的《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撤销裁决的情形包括：

从上述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关于撤销裁决的理由可知，对于国内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证据的缺陷予以撤销;而撤销涉外仲裁并不包含事实和证据方面的理由。所以，就涉外仲裁裁决的这一规定，是符合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的。

然而，立法者一方面以美、德、法、日等国的仲裁法载有撤销程序作为我国亦应增设裁决撤销程序的理由，说明在立法时注意了吸取外国的立法经验;然而在另一方面，在设立这一程序时，我国又将许多国家都已废弃的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的做法保留下来了。综观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主要国家的仲裁法或者民事诉讼法，如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82—1485条，《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1—1043条，《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典》第595 —596条，《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0—191条，《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829—830条，都载有关于撤销裁决的规定。普通法系的代表国家，如美国《联邦仲裁法》第10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商事仲裁法》(1984年)第42条，亦规定了裁决撤销制度。(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中有关各国仲裁立法。)仔细分析这些规定所包含的法院可以撤销裁决的情形，几乎均属于程序性的缺陷，而非实体性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体现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精神，世界上已有数十个国家或地区以此为蓝本制定或修改本国或本地区的仲裁法。(注：郭寿康、赵秀文主编：《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0 —31页。)为了说明问题，笔者将该示范法涉及撤销裁决的条款全文引证如下：

(2)仲裁裁决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被第6条规定的法院撤销：(责任编辑：yueyue)

(a)第7条所指的仲裁协议的当事一方欠缺行为能力;或根据当事各方所同意遵守的法律，或未订明有任何这种法律，则根据本国法律，上述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

对于国内仲裁裁决，《仲裁法》第58条第3 款又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依据这一规定，若法院经过审查后认为裁决违背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裁定撤销裁决。

可是，尽管在《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2款也有同样“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但是在《仲裁法》第70条中并未引用第2款。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不会依据“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撤销裁决的理由?若从法理的角度分析，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仲裁法》第58条仅对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情形作出规定，关于涉外仲裁裁决应予以撤销的情形是通过该法第70 条援引《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来解决的，法律并未引用《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2款， 在此条件下，《民事诉讼法》260条第2款的规定只能适用于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而不能适用于撤销裁决。

不过，若依据《仲裁法》第 65条“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的仲裁，适用本章规定(系指第七章)。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似乎可以依据此条规定，在处理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时，适用第58条第3款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从立法技术分析，《仲裁法》在如此重要的事项上不作明确规定，立法过于原则的弊端可见一斑。考虑到我国地方法院曾经在执行我国涉外仲裁裁决时错误地解释《民事诉讼法》第237 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的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认为虽然该法第260条第1款没有规定法院可以对中国的涉外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7条之规定， 可以适用该法的其他规定，因此可以适用专门处理国内仲裁的《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以事实问题为由，拒绝执行我国涉外仲裁裁决。(注：见《人民法院案例选》民事、经济、知识产权、海事、民事诉讼程序卷(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157—2159页。) 这一适用法律的根本性错误固然与法官的法律素质低下有关，但立法的不明确也是原因之一。现在，《仲裁法》在此问题上又犯了同样的毛病，正如该法在关于“涉外仲裁”的规定上语焉不详，采用“可以”等非规范的立法语言，产生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整个中国涉外仲裁制度的一次大震动。

1、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期限

2、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期限

《仲裁法》第6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程序。换言之，在两种程序并行时，撤销程序优越于执行程序。在实践中，即使执行程序发生于外国时，受理执行裁决的外国法院通常也不会执行效力尚有疑问的裁决。事实上，在《仲裁法》生效后，香港高等法院已经产生了因中国境内的撤销裁决程序而中止正在进行的承认及执行程序的案例。(注：郭晓文：《中国涉外仲裁裁决撤销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立法完善》，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12 页。)

在另一方面，我国法院作出撤销裁决的裁定，就意味着我国仲裁机构所作出的裁决无效，在此情况下，外国法院将以裁决被我国人民法院撤销而拒绝承认及执行我国涉外仲裁机构的裁决。

总而言之，我国法院作出的撤销中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裁定，必然产生域外效力。正是此缘故，我国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应谨慎从事。

1993年，香港振裕染印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裕公司)与我国内地广城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城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因发生争议，广城公司提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仲裁，仲裁庭依多数意见于1996年7月1日作出广城公司胜诉的裁决。败诉方振裕公司于1996年8月7日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撤销裁决的申请。其申请的理由之一称：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8月受理了败诉方撤销裁决的申请，经过长达6个多月的审理，直至1997年2月18日作出裁定，采纳了撤销程序之申请人的前述理由，该裁定称：“本院认为，申诉人向深圳分会提出仲裁申请时按请求数额缴纳了仲裁费。此后，申诉人数次变更仲裁请求，并明确增加请求数额共人民币 1，839.2万元人民币。 申诉人对增加的请求并未缴纳仲裁费，仲裁庭亦未责令其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1994年《仲裁规则》以及《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有关规定，仲裁庭对增加的请求依法不予审查，但该案仲裁庭却对此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裁决。此行为超出了仲裁申请的范围，申请人据此要求本院撤销该案仲裁裁决，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第4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70条的规定，拟裁定如下：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96]深国仲字第54 号裁决。 ”(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深中法经二初字第050号民事裁定书。)

笔者感到，深圳法院的此项撤销裁定或许仅是个案，然而，“麻雀虽小，五脏齐全”，这一典型案例确实产生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陈治东

(责任编辑：yuey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