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养老保险争议纳入劳动仲裁受案范围思维导图

1、增加了劳动者的权利救济成本。劳动仲裁是一种准司法性质的行为，强调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公正。因此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而提请劳动仲裁时，必须依一系列程序规则行事。在此过程中，劳动者需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作为自己的维权成本。加之劳动法律法规数量庞大复杂，多数劳动者缺乏法律知识，因此不惜救助于律师，这无疑又加大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2、减少了用人单位的违规成本。按《劳动法》第100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时，有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除了可以责令用人单位补缴养老保险费外，还有权对用人单位收取滞纳金及实施行政处罚等。但是劳动仲裁委并无这方面的职权，不能在仲裁裁决中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滞纳金或对之进行行政处罚，结果使用人单位本应承担的这部分违规成本没有承担。再则，劳动仲裁实行不告不理，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或因为其他各种原因(如担心遭用人单位的打击报复)，劳动者不能或不愿提请劳动仲裁，这样一来用人单位的违规成本也得以逃脱。即便有的劳动者提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也只能对提出申诉的劳动者作出处理，而对于用人单位中未缴纳养老保险费且未提请仲裁的劳动者不能主动处理，用人单位的违规成本也因而降低。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经济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展开他们的交互活动的，因此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格局就决定了他们各自行动的动机和目的。所以，当违规成本小于所获利益时，有限理性将产生“败德行为”，在资本收益及趋利动机的驱使下，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屡屡出现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办理养老保险这种“败德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3、因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与劳动仲裁互相推诿、扯皮所产生的成本。国家发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如1999年1月22日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2004年11月1日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及一些地方法规如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都赋予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专属行政处理权或行政处罚权，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不仅仅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事，更是涉及到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职责问题，因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更有权力、也更有义务履行《劳动法》第100条规定的职责。但正是由于《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也赋予劳动仲裁委受理用人单位未依法给用人单位办理养老保险参保手续的劳动争议，结果当劳动者寻求有关权利救济时，便出现了劳动仲裁委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互相推诿、扯皮现象。这种现象既增加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也增加了国家处理此类争议的社会成本，影响了社会稳定。

1、从经济学角度讲，法律吓阻的成本显然要远远低于建立一套事后的补救措施所需要成本。既然《劳动法》第100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未依法给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时应承担滞纳金并承担较重的行政处罚，在劳动仲裁委没有行政处罚权的情况下，那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为什么不主动行使职权，通过实施行政处罚让违法者承担较重的违规成本，从而使其不敢恣意妄为呢?

2、由于劳动仲裁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劳动仲裁委只能对提请仲裁的劳动者作出裁决，而不能对未提出仲裁申请的劳动者作出裁决，无法通过个案保护一个用人单位中所有的类似情形的劳动者，除非其他劳动者也提请了劳动仲裁。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则不同，因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依法主动实施监督检查权和行政处罚权等，因此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履行职责，都可以对一个用人单位内所有未缴纳养老保险的劳动者作出处理，达到“查处一案、规范一户、带动一片”的效果，减少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和社会处理成本。经济学上的“搭便车现象”在此便成了良性的“蝴蝶效应”。

3、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专属管辖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劳动争议，并不影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相反还可以减少劳动者经过劳动仲裁或诉讼的权利救济程序。盖因劳动关系的实质与核心是“劳动事实”，而劳动事实本身具有“展示性”，通常来说用人单位是很难否定与其具有用工事实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完全可以依职权作出认定，这在客观上也可以减少劳动保障部门与劳动仲裁委因相互推诿而产生的成本及劳动者的维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