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民事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以抚育费纠纷案件思维导图

抚育费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要求增加抚育费，这类案件构成了变更抚育费案件的主体，每年约占90％以上。主要是因为未成年子女成长是个长期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费用也在不断的上涨。原定的抚育费数额远远不能保障子女目前及今后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此外，也存在着离婚当时父母一方为争夺孩子抚养权而轻率放弃对方支付抚育费，现如今又转而追索的情况。二是要求减少或停止支付抚育费。这类案件属近几年增加的新类型案件,所占比例不足10％。往往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再婚或因工作变动等原因导致收入减少或染恶疾，以原定数额给付抚育费能力不足或欠缺为由，经与对方协商不成，而诉请法院减少或停止支付抚育费。同时，实践中还存在部分离婚父母一方以子女系其非亲生为由拒绝支付抚育费的案件。因此，变更抚育费案件总体上呈现出发案高、增长快、当事人积怨深、调解难度大、所涉利益多元及关系复杂的特点。

从表面看，抚育费纠纷案件是未成年人子女同不直接抚育自己的父母一方发生的纠纷，但实际上，由于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权利及诉权是通过随之生活的父母一方行使的，故该类案件往往会牵涉到父母的感情因素及经济利益，导致该类案件当事人情绪较为对立，而且，追根溯源，离婚过程中父母的恩怨纠葛及离婚后不直接抚育子女一方抚育费支付义务的履行情况及探视子女权的行使状况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加剧这种矛盾的恶性发展。

经调研认为，未成年人抚育费纠纷案件频发，一方面有着社会变革迅速、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自身情势变更等偶然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立法缺陷、司法不力、社会机构角色缺位、伦理道德导向不良等必然因素。在此，笔者仅就第二方面进行原因阐释。

1、立法不完善

2、尚未实现专业化审判

3、行政机关、社会机构监管不力

4、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丢失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应即发给离婚证”；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子女抚养“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法规虽然把子女抚养问题的处理作为准予离婚的条件之一，但强调的是父母的“协商一致”，未成年子女虽是家庭成员，但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时，法律却没有赋予他们独立主体的地位，他们成了失语者，他们的权利只能由父母主宰。

我国婚姻法在抚养费的负担问题上确立了共同抚养原则：“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因此，父母应共同对其未成年人子女承担抚养责任。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也就是说抚育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但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停止给付抚育费。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20条的规定，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2条的规定：“尚未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又有给付能力的，仍应负担必要的抚育费……”，因此，对于抚育费的给付期限，应当依据被抚养人是否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为标准来确定。

三、对解决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的立法及司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