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开展“诉调对接”解决民事纠纷机制研究思维导图

笔者认为，这也是当事人程序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实际上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和社会需要主要在于，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从纠纷主体角度看，民事纠纷产生于私权领域，纠纷主体具有意思自治权，可以随意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由于当前我国公民法律知识不足，他们对于当前解决纠纷的方式未必能有很好的理解，也不清楚何种方式最有益于彼此间纠纷的消弥。对于追索“三费”、劳动报酬、相邻关系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进行调解，更有利与纠纷的解决，维持双方良好关系，通过诉讼未必能达到更好的效果。通过诉讼调解或其他方式调解，由处于中立的第三方将争议的事实整理清楚，并予以说明，可以使双方更明白自己在纠纷中所处的优势和劣势，更有利与使他们做出合适的选择。从调解主体来看，不同的调解主体能够适应不同纠纷解决的需要。交通事故由交警参与调解、相邻关系由社区调处中心参与调解，邀请工会成员调处劳资纠纷，对于一些业务性质的问题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通过交流经验，弥补双方知识、能力的不足。

法律具有对人们的行为加以规范、指引、教育的作用，对整个社会也起着重要影响。通过诉讼法院进行公开审理、巡回审判，可以产生广泛的社会教育效果。但是，法律并非无所不能，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其作用受到限制。如农村中订婚后收受彩礼一方毁婚产生的纠纷，其中牵涉到各地的风俗习惯，如果按照各地的风俗进行处理的话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而由法院进行审理经常会面临如何将风俗习惯与法律规定结合起来的探究，通过调解解决则不太需要刻意地去寻求法律的明文规定，调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说服双方，促使纠纷的解决。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我国法院已经从过去的超职权主义模式中逐渐脱离出来，在民事诉讼中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不主动干预。并且法院的主要职权是审判权，对案件进行审理做出公正裁判。在诉调对接的实践中，法院以积极的态度来促进其司法活动与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是值得肯定的。实践中无论是委托调解，还是自助调解，当然也包括诉讼调解，法官都应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的司法理念，避免陷入片面强调司法被动论的误区，以能动的积极的认识和行动去对待调解，在其他部门为主的调解之中，法院也可适时加强指导，这样才能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在这种大调解的网络中，法院不仅要与一些基层的调解组织产生联系，也会与司法局等行政单位产生联系，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也值得思考。在与基层调解组织的联系中，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组织，在调解经验的交流上都是平等的主体，法院也应当认真吸取其他组织的建议，其他组织液应当认真接受法院的专业性指导，从而提高整个大调解网络的专业化和法律化程度。如在与政府机关的沟通交流中，政府机关主动支持配合法院的工作，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

对于法院来说，调解结案是一种理想的结案方法，这样不仅能够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也能够提高法院的结案率，获得良好的工作业绩。《民事诉讼法》第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和合法原则，因此，调解应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不能调解的就应当作出裁判。在诉调对接的实践中，要谨防出现所谓“背靠背”式的调解，使当事人在信息失真又慑于法官威权的情况下接受法官的建议，以致出现“以劝压调”、“以诱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等强制或变相强制的做法。同时，在其他的调解过程中，如果有相关的政府人员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纠纷争议主体产生外在的压力。因此，在调解的过程中，法院等调解组织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对纠纷做出全面的说明，在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调解主体也由当事人进行自主选择。只有在纠纷主体觉得自己得到尊重的情况下，调解才能更易于接受，产生的社会效果才会更好。司法实践中，调解案件申请强制执行的比例呈增多趋势值得关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