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调解：一年巧解纠纷逾七千思维导图

在上海，每个区县都有自己的“杨伯寿”。2006年，上海各区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街道、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人民调解案件10269件，调解成功7449件，调解成功率达到了72.54%。

给未成年人一次改过的机会

所谓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是指司法机关在受理特定的民事纠纷过程中，在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后，将纠纷委托给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目前，上海已经将委托人民调解的范围由一般民事纠纷拓展到轻伤害案件。

对上海某技术学校学生小顾和小赵的帮助，是杨伯寿调解经历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小顾因琐事和同学小赵发生纠纷，将后者打成轻伤，因而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案件移送到杨浦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科。检察官调查发现，小顾平时学习不错，心理测试表明其性格较内向，偶有冲动行为，事后小顾十分后悔。检察院于是将案件委托街道调解工作室调解。

“两位当事人都是未成年人，我们要做的是当事人父母的工作。”杨伯寿说，“其实，最初小赵的母亲不大愿意做调解，而是一再声称要教训一下对方。检察院前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则趁热打铁。”结果，小顾当着小赵母亲的面作了检讨，眼泪流得稀里哗啦，顾家还赔了赵家3万元。小赵的母亲终于同意接受调解方案。

双方签协议的时候，检察院拿来一个格式文本，杨伯寿没有采用，他担心这样的形式会让当事人以为他们是在完成任务。杨伯寿请双方父母自己草拟了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还一再提醒他们，要反悔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目前，小顾、小赵的关系恢复得很好。如果不是杨伯寿积极调解，小赵只能得到较少的赔偿金，而小顾则不得不走上被告席。“在这起调解案件中，我们兼顾了法、理、情，教育了孩子，也避免了不良记录在小顾的档案里放一辈子。”杨伯寿说。

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可以促进当事人交流和解，达到撤案、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等处理结果。对于轻微犯罪的青少年而言，这种处理方式，比把他们放到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狱等监管场所实施强制改造的效果更好也更明显。

家庭纠纷避免对簿公堂

在现实中，有一些轻伤害案件并不适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例如，父子、夫妻、兄弟、邻里之间因为小冲突发生轻微伤害，按照刑法构成伤害罪，如果一定要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结果基本上是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对被害方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却给加害方贴上了“犯罪标签”。这种做法其实是机械地套用法律，加害方和被害方则可能因此变成永远的仇人。

2006年5月13日，于某因家庭琐事与弟媳妇由争吵发展到大打出手，造成弟媳鼻骨骨折，经鉴定属于轻伤。于某的弟弟得知妻子被其兄打伤后，鼓励妻子追究兄长的刑事责任，家庭纷争上升为刑事案件。承办此案的派出所民警认为，此案由家庭纠纷引起，而且加害人于某也在事后主动赔礼道歉，认错态度较好，因此将此案的着力点放在调解上，尽量避免走上诉讼程序。在征得双方同意的基础上，派出所将案件移送到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调解，加害人于某自愿赔偿被害人医药费、鉴定费等费用，被害人则对加害人表示谅解。弟弟两口子气消了，也放弃了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家人避免了对簿公堂，重新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