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身关系在民法调整对象中的定位思维导图

首先，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的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支配另一方，而应平等相待，互不干涉。

最早的平行线说是盖尤斯开创的。盖尤斯是以教科书体例设计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的见解，开创了现代的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民法内涵描述模式。这种学说在现代还被变造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德国式变造，其二为阿根廷式变造。

1德国式变造中人身关系的特点

2阿根廷式变造中人身关系的特点

此说抛开盖尤斯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平行结构，采用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的平行结构说明民法调整对象。其中与人身关系联系最为紧密的立法例就是前苏联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描述转化到东欧剧变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

前苏联建国后，在民法调整对象理论上采用德国式变造。196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第1条规定：“苏维埃民事立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这一定义的简化表述是“民法调整财产关系和一定的人身关系”。然而，东欧剧变后制定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却转向确立（绝对权）——调整（相对权）的新平行线结构。把民法调整对象理论改造为“民法的确立和调整对象理论”。“确立”的对象是民法中的纵向关系，它包括“人”和“物”两者，前者是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人格，这是被老平行线说置之不理的民法要素：后者是所有的绝对权的发生依据和实现程序。“调整”的对象是民法中的横向关系，包括合同关系和其他相对权关系。

解放后50年代的中国民法学者深受苏俄民法典的立法例和民法理论影响，当时我国完全继受前苏联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最典型的实例是，1958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民法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如此定义民法调整对象：民法除了主要调整财产关系以外，还附带调整一定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该人身非财产关系特指“因发明、著作发生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佟柔教授等民法专家们开始对前苏联民法理论开始进行全面改造，对于人身关系的定义加以创新，在这个基础上，1986年诞生了被称为公民权利宣言书的《民法通则》，其第2条正式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定义去掉了人身非财产关系的表达，改称“人身关系”。这一条可以说开创了我国人身关系立法的新局面，为此后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立法前提。我国民法学界开启了把人身关系分解为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的趋向。人格关系被解释成具体人格权关系；身份关系被一分为二，首先是亲属法中的身份关系；其次是知识产权法中的身份关系，由此实现了我国人身关系理论对苏联的相应理论的超越。但其中也有所缺陷，其一，关于主体资格意义上的人格关系始终没有与保护具体人格权意义上的人格关系区别开来，这是人身关系的顺序在立法和学说上都被排在财产关系之后的根本原因：其二，我国学者尽管在研究民法的近代变迁的过程中对亲属法外的身份关系作了有意义的研究，但缺乏把这种身份整合进民法调整的身份关系中的尝试。其三，在接受西方式的身份关系理论的同时，包括我在内的我国学者有放弃苏联模式下的知识产权意义上的身份关系，把这种关系解释成单纯的亲属关系的倾向。

但不管如何，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基础，我国学者不断把新的因素添加到既有的民法调整对象定义上来，开始重新思考和界定人身关系的内容，回归传统民法的人身关系理解。

人身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我们认真的对待和强调。人是社会、国家的源泉，是社会、国家最为宝贵的资源，是文明社会的最高价值。没有了人就没有一切。人身权是人与生俱来所固有的权利，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以及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人身权是人权中最基础、最本质的部分，是第一人权，是核心人权，具有至上性，应该得到最优先、最有力的保护。对人身权的保护是法律最基本、最首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必须强化对于人身权和人身关系的保护，突出表现就是将人身关系前置于财产关系。

徐国栋教授认为，我国是继受大陆法系尤其德国民法的国家，德国的潘得克吞学派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立法上，制造了“人”与“主体”的分裂，导致了国家对“人”的凌驾，认为财产关系是民法的第一调整对象，从人法中分解出来的家庭关系是第二位的调整对象，引起了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颠倒，这种体系构成了对罗马法的反动，抹杀了人的中心地位，把物置于人之上，是一种极为头足倒置的、不尊重人的理论，具有浓厚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忘记了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决定历史发展的“人”的因素。

因此，人身关系在中国民法调整对象摆位上，应当坚持人本思想和权利本位观念，把人摆在全部法典的中心：为了更加充分地体现人的价值，必须在坚持《民法通则》规定人身权法基本立场上，与时俱进，有所发展，将人身关系前置于财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