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民事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以抚育费纠纷案件为研究对象思维导图

体现在一是抚育费的给付标准难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条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该规定可以说弥补了立法上的空白，有利于实践操作，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社会实践生活的纷繁复杂，负有抚育费给付义务的人中既有收入、生活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有个体经营户、私企打工者等收入不太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还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人群，如教授外出讲课收入、项目介绍人的提成收入、作家、网络歌手、短信写手等的计件收入等。对于后两种人群，由于没有相对应的统计数字，因此很难根据《意见》规定确定其应付的抚育费数额。二是有关抚育费给付方式的规定不尽合理。《意见》第8条规定“抚育费应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一次性给付”。也就是说以定期给付为原则，以一次性给付为例外。实践中一次性给付又演变成为仅适用于涉外的或涉及华侨的离婚案件和留学生离婚案件，定期给付演变成为一律按月支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旦发生未成年人父母一方逃避或拒绝支付抚育费的，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必将直接受影响，这中间并无缓冲地带。即使采用最后救济手段求助于司法，繁琐的诉讼程序对未成年人治病、上学等生活急需也系一种阻碍。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全国已基本实现由专门的少年法庭进行审理，专司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狱政管理等机构也正在逐步规范之中，但是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案件的机构在人民法院中尚为数不多，又因为没有统一要求，在民事审判领域，仍然将变更抚育费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混同于其他民事案件，套用同一审判机制和程序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三缺”：缺少专门的审判组织形式和专业化法官职业队伍；缺少专门化、独立化、系统化的司法程序；缺少职能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和社会责任感。严重影响到了司法介入所应追求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道德效果的统一。特别是随着诉讼案件的激增，迫于审判压力和审限法定，审判人员无暇顾及案件背后未成年人的利益（这在未成年人普遍不出庭的情况下更为严重），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法官消极中立原则的倡导，又使得法官仅能根据未成年人对不直接监护其生活的父母一方有关工作、收入等情况的举证来判定其抚育费请求是否合理、能否获得支持，这对于举证能力弱的未成年人一方明显不利。因此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案件，应当考虑与成年人有别，适应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不成熟的特殊需要，应当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应当适用适合未成年人的程序和审理方式等等，实践证明，和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样，需要设立专门的审判组织，配备专门的审判人员从事这项专业工作，这样才便于总结审判经验、学习研究相关理论，提高司法审判能力，更好地发挥司法保护职能。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其生存、发展中会遇到不少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因其获得自身需求的途径较少、能力较低，更需要社会的关怀和救助。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然而这种广泛社会化的责任要求由于缺少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机制，导致在实践中各部门相互推诿、逃避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责任。虽然存在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的积极工作，但由于缺乏必要权力和监管，又无政府公立机构的服务和执行，致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仍停留于家庭自治和司法消极干预的较低水平。在相当程度上，行政职权的缺位、社会机构监管的脱节已严重影响到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对侵害的及时预防和获得必要的权利救济，致使未成年人抚育费的获取不确定、不及时、无稳定保障可言1。

近年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西方自由思潮的涌入，舆论、媒体对婚姻自由、人格独立的过份倡导，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功利观念。这种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尊老爱幼，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漠视家庭伦理道德和子女利益。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基本停留于无知和盲从状态。一旦婚姻破裂，夫妻劳燕分飞，未成年子女在其眼中就显得累赘和多余，给付抚育费转而成为纯粹的责任和义务。于是无视子女上学、治病等需要千方百计拖延、拒绝给付抚育费的事例也就不断发生。未成年人的基本生存状况让人担忧。

二、离婚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抚养问题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