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探微思维导图

从立法规定来看，《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除该项原则性规定以外，还就侦查人员收集证据应遵守的法律程序作了一系列规定。如传唤、拘传持续时间最长不超过12小时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同时我国已于1988年9月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由此可见，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不能非法收集证据，但对非法证据如何处理没有规定；虽在司法解释中对于非法取得的几种言词证据明确予以排除，但内容不全面甚至不包括鉴定结论，且有逾越立法之嫌；同时规定过于简单、笼统、原则化，缺乏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如非法取证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等等这些立法的不完善，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破坏法治和人道主义原则非法取证现象层出不穷。

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虽然我国目前初步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实施现状不容乐观。首先，我国现阶段的警察除了发达城市外素质还普遍较低，有很多退役或转业军人，有不少是通过关系进入公安司法系统，很少是经过公安院校培养的正规毕业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侦查技术比较落后，公安司法人员往往又要面对上级及群众的压力从快破案，导致在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绝。其次，受司法政治体制的影响，目前我国法院并没有完全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还有一个政法委员会，负责公、检、法、司的工作，各级法院要服从政法委员会，而公安部门的主要领导往往是政法委员会成员，或是党政机关的常委，形成了公检法是“一家”，甚至本应并行的公安机关与法院，实质上变成上下级的关系。 法官们只能服从“大局”了，特别是在个案上很容易受到干扰。最后，受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影响，百姓和司法人员对“刑讯逼供”已习以为常，加上老百姓“忍、让”的保守思想和现实取证的困难往往也导致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成为一纸空文。

从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来看，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理想是自由和安全，即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两者的对立与融合是现代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的根本内容。不可否认，非法言词证据像一把双刃剑，在诉讼价值中所产生的冲突是巨大的。 但是确立经济合理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人权保障的需要，更是实现程序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一）保障人权的需要

（二）程序正义的需要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四）刑事国际司法准则的要求

一项完善的法律制度首先必须有全面完整的立法支撑，其次需要一个合理的司法环境，从而进行科学的实践运用，实现其设立的初衷。结合其他国家先进立法例，笔者认为，完善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和运用，因此，它又是一个宪法问题。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拘捕、搜索和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除有可能之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告确保，并详载指定之地，拘捕之人或押收之物外，不得颁发搜索状、拘票或扣押状。”意即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有罪的证据使用。我国宪法第37条、第38条和第39条对此只是作了概括性规定，不够全面和明确。“作为政治自由的孪生姐妹的公民自由不会在法律模糊不清的条文中，也不会在对法律五花八门的解释中寻找到用以付诸实施的保障。” 所以，参照美国的相关规定，我国宪法应设专条加以明确规定，其内容可包括：公民的人身、住宅、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由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手续，任何公民拘捕、搜查、扣押，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言词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从而更加明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项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的宪法地位。

言词证据即以人的语言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这类证据的真实性不仅受客观因素、陈述者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且还与陈述者的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力密切相关。因此，这类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必须一律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2、对于“非法”的含义，除传统刑讯逼供即赤裸裸的暴力外，变相的刑讯逼供也应当排除，如用高强度的灯光照射犯罪嫌疑人、不给饭吃、车轮战审讯、夏天曝晒太阳等手段，这是当前实践中突出的问题，对公民人身权利伤害较大。威胁、利诱、欺骗到底如何界定？一般的斗智、吓唬等并不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践必要性，也应具有法律容许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我国澳门地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体为“通过酷刑或威迫，又或一般侵犯人之身体或精神不完整性而获得之证据，均为无效，不得使用”。

3、明确言词证据的范围，因为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存在较强的人为因素，实践中也经常发生鉴定人被贿赂鉴定结论失真的情况，以致误导司法人员，造成冤假错案。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言词证据”的范围，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鉴定结论。

4、非法言词证据的衍生实物证据即“毒树之果”的效力问题，学者们有两种观点，一是“砍树弃果”，其价值取向是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优于惩罚犯罪；另一种观点是“砍树食果”，其价值取向是惩罚犯罪优先于保护被告人的利益。考虑我国刑侦水平相对落后，惩罚犯罪任务繁重的现状，笔者认为根据衡平原则，我国可采取“一般加例外”的规则：即在一般条件下，侦查机关是不可能发现实物证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获取这一证据的唯一途径时，从被告人不承当证明自己有罪的举证责任的角度考虑，则应当排除此证据。 对于通过其他侦查手段可以获取的实物证据，或如果不采用该实物证据，将会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时，则可以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

1、提起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主体，笔者认为被告人有资格申请排除，法官本人也可以依职权主动决定审核，如果被告没有提出来，法官对证据合法性也没有异议，则非法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还是被告方承担,还是共同承担，学者们由不同意见。本人认为鉴于被告人的地位，在审讯时完全处于被动，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失去了人身自由，几乎没有证明能力，因此让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是不公平的，应当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

3、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控方证明合法获得言词证据应该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致，达到能排除合理怀疑，因为控方占据获得言词证据的主导地位，且关系到人的基本权利。至于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应达到的证明标准，本人认为被告人可以无条件提出，因为被告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要取证几乎不可能。

4、提出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时间，宜在法庭调查结束前，如在开庭询问被告人是否申请回避时可以询问被告人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

5、建立必要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即一旦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申请，或法官依职权决定审核证据合法性，就必须专门举行司法审核程序，以便就非法言词证据是否存在，应否排除问题作出裁决。 同时赋予被告人对法院作出的确认某项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律效力的裁决提出程序性上诉的权利。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两百四十七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四十三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

[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一百四十条

[6]《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一百六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