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辩护证据材料存在的若干问题思维导图

据粗略统计，在约1/3的刑事案件中，辩护人不能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在约1/3的刑事案件中，辩护人仅能向法庭提交少量证明被告人平时表现好、认罪态度好等与犯罪事实无关的证据材料；只有1/3的 刑事案件中，辩护人能向法庭提交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但数量非常有限。这说明，在当前的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未积极主动地开展调查活动。这是多方面原 因造成，一是现行法律对辩护人调查权设置了诸多限制，压抑了辩护人调查的热情；二是公众不理解辩护人的工作，使辩护人施展不开；三是执法部门对辩护人工作 存在戒备心理，使辩护人的调查风险增大；四是部分律师为追求经济利益办案贪多，不愿在个案上投入精力。

辩 护人不需要证明被告人无罪，只要证明控方观点不成立即可，辩护证据材料不成体系，只能证明案件事实中某一个个孤立的情节，如果该情节是定罪的关键要素，就 会影响案件定罪量刑，如果该情节既不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又不能与其他辩护证据材料形成锁链，就没有实际效果。有的辩护证据材料只是道听途说，辩护人自己也 不能确信其真伪，就抛给法庭。如程某受贿案，开庭时程某的辩护人拿出一份证言，证明程某曾在监号内大哭“冤枉”，公诉人问及证据来源，系一位涉“法轮功” 犯罪的嫌疑人与程某关押在同一监号内，后被释放出来，程某托其给家人传话，在传话时向程家属讲述过这一情节。后程家人和律师找到该“法轮功”练习者获取上 述证言。该证言系间接证据、传闻证据且不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其证明力、可信度与控方证据无法抗衡，辩护人将这样的证据提交法庭，根本不能证明什么问题。

采用变通方式将调查权分解，把被告人亲属变成“取证助手”，是辩护人非法取证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模糊责任界线，规避律师执业风险，所以很快被大多数辩护人采用。最常见的现象有：

当 前辩护证据材料常常是以证人亲笔书写的证言居多，在证人亲笔书写的证言中，看不到取证主体，看不到取证地点、时间、证人被告之了哪些权利义务，也无法体会 证人对某一关键问题的回答是在何种语境下作出。如果说，律师仅仅是为了自保，采用上述形式取证不失为良策，但这种取证方式显然不合法，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 就是一问一答的调查笔录，证人亲笔书写的证言只能作为调查笔录的补充和附项。辩护人动辄叫证人亲笔书写证言，实际上是有意淡化自己在取证中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