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追诉程序上的学理分析思维导图

关于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过各种做法，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初期，对本罪的审理是由人民法院自控自审。根据197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6条的规定：“按本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程序，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作出判决。”

随着1996年3月17日新刑事诉讼法的通过以及随后所作的法律解释，上述规定已不再适用。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六机关规定》）第4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即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该《六机关规定》进一步明确该刑事案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1998年7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1条也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遇有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有关材料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由此可见，目前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是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犯罪，整理材料移交给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法院审理。

2007年8月30日，为贯彻依法打击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的指示精神，维护法律权威，有效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一种追诉程序来看,这种方法显然简单易行便于操作：法院执行机构将此类案件直接移送本院刑庭对拒不执行行为人进行审判,这有利于追诉效率的实现。

第二种追诉程序在诉讼规律上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审判中立、职能分离的要求，对本罪的追诉规定了明确的法定程序，体现了程序公正和司法公正的理念。

第三种追诉程序虽然以最高院、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联合形式发布了通知，即可以归为司法解释，表面上来看确实加强了国家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决心，使公检法三机关在本案的追诉上分工更为明确清晰，权责更为明确，可以看作是对第二种追诉程序的进一步细化。

但是，笔者通过细读该通知不难发现，所谓的通知不过是增加了5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客观方面，在程序上仅仅是把《刑事诉讼法解释》的条文重新叙述了一遍，如“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妨害公务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因为对于普通公诉案件，如果检察院不起诉，公安机关不服，即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复核，本条在《通知》中出现，并没有在实质上解决本罪中追诉程序中核心矛盾，即如何使法院在诉讼中做到公平和公正。所以，笔者认为该《通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本罪中追诉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三种追诉程序的弊端也显露无疑，以下就是笔者通过分析论证所得出的结论：

1. 追诉程序启动难

2. 法院移送的标准难以确定

3. 法院地位无法保证案件公正审理

4.违反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我们在探讨拒执罪的追诉程序时，不应以该罪的特殊性为理由而忽视程序的独立价值以及刑事司法的终极目标———司法公正。程序的工具价值观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法学界的主流思想，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在法学理论上对此问题都有大彻大悟之感，程序公正类文章不甚枚举，司法实践中也有很大改观，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做法。笔者认为主要有二个原因：一是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构建，尤其是刑事程序法基本上是在“程序虚无主义”的年代形成，这种“程序虚无主义”几乎渗透到每一部法律中，甚至影响到每一个法律条文；二是现行执法队伍的主流是在“程序虚无主义”的影响伴随下成长起来的，“程序虚无主义”的残余难以消除，办案中重实体、轻程序已成了定势，尤其在办理上级交办、督办或民愤较大案件时，程序的价值也就完全简化为“工具价值”。其实，正如前述，在理论上，我们现在已不再否认程序的独立价值，但在立法和司法中仍会知觉或不知觉得受到“程序工具论”的影响。现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大多发生在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中，有的甚至就发生在执行案件的现场，与法院的公务活动密切相关，是一种‘发生在法官眼前的犯罪’，能否构成该罪，法院最有发言权”。[7]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法院在拒执罪的角色混乱，自身与案件有着直接利害关系，担任自己的法官，审判者就无法保持中立，因为在审判开始时，法院已经胜诉，而被告人已被裁判有罪，判决书只是有罪推定、司法专横的遮羞布，这种自控、自审、自判的构想与做法有违审判中立、程序正义、司法公正等最基本的诉讼理论和价值。当然，现行立法中确实在存在疏漏，影响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顾此失彼。另外，从技术层面上而言也难以操作，因为拒不执行行为通常比较复杂，没有侦查权的法院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也难以为之，那种追求效率的想法在这种构想下也难以实现。

我们在讨论和设计诉讼程序时，必须将法院的职能定位在审判，为了保证该职能的实现，在制度上要置法院完全中立的地位，即法院审判案件要做到不亲不疏，客观、公正。由于在拒执罪追诉程序中，法院具有被害人身份，只不过是单位受害人而已。而被害人再担任同案程序中的裁判者，无论在是诉讼理论还是在现行立法中都缺乏正当性。在诉讼理论方面，就诉讼结构而言，控审不分、审判无法做到中立；就回避制度而言，“任何人不能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8]由于法院的被害人地位，与案件之间必然存在利害关系，法院必须回避；就证据而言，法院的陈述为被害人陈述，提供的材料可能是书证、视听资料或鉴定材料等证据，法院成为收集证据的主要主体，有越俎代庖之嫌，所以，现行的程序及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利于拒执罪的适用，至于有法院自控自审的说法则更无理论和法律依据。最后，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法院已不再是“万能工具”，法院无权行使刑事起诉权，其职能只是审判，其诉讼地位仅是一个被动、中立的裁判者。

但是笔者认为，如果采取自诉程序，无疑将是对本罪的追诉程序的一种颠覆性的改革，这种创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步伐不能迈得太大，否则将会是激进的、盲目的，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从去年《通知》的精神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各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暴力抗法的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才会在其中新增加了一些本罪客观表现形式，表明国家要严厉打击该类犯罪的决心，而将自诉引入本罪的追诉程序无疑是与这种精神背道而驰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执行难”、“暴力抗法”的犯罪发生，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会骤降，更加不利于判决裁定的执行，因为自诉意味着国家将公权力的一部分下放给公民（特指案件中的受害人），个人对犯罪的追诉能力显然是不能和掌握公权力的国家相提并论的。笔者感觉这种办法无疑是饮鸩止渴，休克疗法，并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妨再来审视一下整个诉讼流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是由法院移送而启动，整个诉讼流程为：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即对拒不执行罪追诉起于法院又止于法院，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充当双重角色，这使担负审判职能的法院处境尴尬。

既然是源头上出了问题，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有学者认为将执行权从法院中剥离出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成本问题，如果将执行权从法院中收回，那么无疑将会成为我国司法体系的一次重新洗牌，试想2007年最高院仅仅将死刑复核权的收回都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基本完善了该项制度，如果将执行权重新划分将会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改革是需要的，但不是激进式的，而应是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在执行时就出了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执行难”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追诉程序也就顺理成章的完好解决了。但是就是这个“执行难”问题已经困扰了司法界好多年，俨然已成为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1.分权运行机制的实行使执行权被分权制衡，有利于杜绝违法办案，实现执行的公正与效率。

2.实行执行案件质量评查制度，从微观上确保了执行工作的公正与效率。

3.提高了执行法官依法执行的水平和能力，增强了执行法官的责任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4]《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百二十六条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一百零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