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国待遇条款与近现代中美关系C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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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卫星文发表：美国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2004年6月);学术交流网/美中关系评论/2005年1月9日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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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取的各种维护自身利益、争取延长在美最惠国待遇的相应措施，一是在政府层面的谈判中强调中美贸易的对等关系，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得不到最惠国待遇将对美进行相应报复。二是针对美国国内有关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斗争形势，采取各种措施施加影响。1990年中国政府即以增加购买美国小麦等农产品的方式，促使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进行游说;④1992年6月29日，中国宣布与美国麦道公司达成购买价值10亿美元、40架飞机的协议，利用经贸合作项目，对次日美国众议院投票表决《1992年美中法案》施加影响;1993年5月，在克林顿总统颁布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行政命令之前，朱熔基副总理访问了加拿大以展示中国市场的前景，此举被美国媒体认为是中国故意冷落美国工商界的策略。⑤在中国“市场牌”的影响下，美国相关的利益集团也展开支持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活动：1994年4月，美国商会在亚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会分会联合召开美国商会亚太理事会，声明支持将人权与贸易问题“脱钩”，指出美国将人权与贸易挂钩的政策只会导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美国企业作为合作伙伴的可信度也将下降;⑥1996年，美国TRW(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汽车、航天、军品和信息系统制造企业)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发起成立加利福尼亚州美中关系联盟，其长期目标是：促使美国国会一劳永逸地无条件解决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敦促政府支持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早日取消对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出口限制，同时建议美国政府谨慎使用对中国的制裁措施。

中美两国错综复杂的双边经贸谈判，对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多边的国际影响。1989年以来，世界格局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发展。在此宏观背景下，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超出了双边的范围，延长中国在美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必然要涉及与两国经贸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利益。1990年5月，香港美国商会主席约翰·卡姆游说国会时即指出，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将严重影响作为美国参与亚太经济发展、打入中国市场的最重要基地的香港。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中国的报复下预计1991年香港将丢掉至少50亿美元的合同，减少2万个工作岗位和100亿美元的贸易。同时，设在香港的美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对华贸易，它们的损失将转而危害美国本土的经济，从而损害美国长期的竞争力。①1991年5月，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证实，如果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并遭中国对等报复，加拿大和欧共体国家将很容易取代美国在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份额。②1995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更是直接影响到韩国、越南、加拿大以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公司。韩国政府商工部官员指出，中美贸易战将使4.3%的韩国在华公司受到影响。1995年2月6日美国宣布对华报复清单后，汉城证券交易所的综合价格指数下跌6.61个百分点，反映了韩国商界对中美贸易战影响的担忧。越南政府则强调，美国对华制裁将使中国的产品进一步充斥越南市场，从而影响越南当地公司对本国市场的商品占有率;③加拿大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指出，如果中美贸易纠纷扩大，一些美国设在加拿大的公司就可能遭到损失。中国已将美国克莱斯勒公司选为可能的报复对象，而该公司在加拿大的分厂已经向中国出口了大约2000辆“道奇”面包车，他表示如果美国在加拿大的分公司受到中国制裁，加拿大将会为美国公司说情。④直至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签署双边协议;次年9月2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批准给予中国在美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PNTR)，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才从此进入了形式与实质都是真正平等互惠的“双赢”阶段，与两国经贸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也随之进入“共赢”阶段。

从近现代中美关系史的宏观角度看，中国方面对最惠国待遇的观念经历了从政治性“施恩”、妥协和斗争，到经贸务实的历史性转变;美国方面则经历了从在华享受不平等的片面优惠，到给予中国在美平等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的历史性换位。双方在逾一个半世纪内三次就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谈判交锋历程，既是中国对美交往从片面“持平”到平等互惠的历史总结，也是美国对华贸易从市场开发到市场经营的经验积累，⑤这段历程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6页。

②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222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4，第3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4，第3页。

⑤ 军机处档案，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祁贡单。转引自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4-95页。

⑥同上，转引自《美国人在东亚》第95页。

⑦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rven Connecticut 1917, p. 129页.

⑧ 《美国人在东亚》第95-96页。

⑨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第38页。

① 《美国人在东亚》第134页。

② 转引自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p.134

③ 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八款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款中规定：“如另有利益及於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分别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51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8，第27、28页。

⑤ 《抚远纪略》，鸦片战争资料五，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28-429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4, 第37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4, 第37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第39页。

③ 梁廷柑：《合省国说》卷3，第15页。

① 其内容为：两国政府相互同意，“经一方请求或于现在抵抗共同敌国之战争停止后，至迟六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41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3, China, pp.477-479.

③ FRUS, 1944, China, pp.1009-1010.

④ FRUS, 1944, China, p. 1015.

⑤ The Atlantic Chart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 vol. 1, pp. 368-369.

⑥ See British Master Agreement, Appendix III of A Report on the First Year of Lend-Lease Operations,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1942, pp. 51-52.

①FRUS, 1944, China, pp. 1063-1064、1066-1067、1072-1073、1087-1088, 1095.

② FRUS, 1945, China, p.1300.

③FRUS, 1945, China, pp. 1261-1262.

④ 《经济部对中美商约草案意见书》，《中美商约谈判过程文件》，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十八)，30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藏。

⑤ 参见马寅初：《新公司法与官僚资本》，重庆《商务日报》1946年2月5日，载周永林等编：《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143页。

⑥ 美国1922年《中国贸易法》(China Trade Act of 1922)旨在鼓励美国公司来华经营，特许美国公司在国内注册但不得在国内营业，只能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当时在华经营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即属于这类专门在华经营的大公司。

① FRUS, 1945, China, pp.1250-1251.

② 参见任东来《试论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51页。

③ 《经济部对中美商约草案意见书》，《中美商约谈判过程文件》。出处同前。

④? 1946年6月27日、8月14日、8月24日谈判记录，第4、2、2-4页。《中美商约谈判过程文件》。

① 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29-1451页。

② M. Orlean, "The Sino-American Commercial Treaty of 1946", Far East Quarterly, Vol. 7, No. 4 (August, 1948), pp.354-367.

③ 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420页。

① 内容包括：暂停使用美国资金支持对华贸易6个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暂停对华办理贸易与保险，暂停出口将由中国发射的卫星，停止部长级官员接触，暂停在核方面的合作等。

② 据美国统计，截至1995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当年两国的双边年度贸易额已经超过了400亿美元。参见朱莉娅张?布洛克：“商业外交”，载埃兹拉?沃格尔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① 克里斯托弗：“美国利益与美中关系”1996年5月17日在华盛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讲，沃伦·克里斯托弗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回忆录》，苏广辉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版，第413页。

② 约翰·多里、理德?费舍尔主编：《美国和亚洲统计手册》1996年版，转引自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张林宏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③ 从1986年11月下旬起，中美之间即就恢复中国GATT原始缔约国地位问题进行了首轮双边磋商。到1989年5月下旬，双方已就给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中国援用GATT有关选择性保障条款保障本国若干重要产业问题达成了一系列谅解和协议。只是由于“六·四”政治风波使原本处于积极态势的谈判转入低迷，直至1990年才有所缓解。但此后的谈判又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滚动式要价”而更加复杂，直至1995年GATT转为WTO，中国仍被拒之门外而不得不从“复关”转为“入世”谈判。

④ 卡特政府最初企图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对中苏一视同仁，但苏联拒绝依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移民规定，而中国则在移民问题上持灵活态度，同时默认了美国在纺织品谈判中止后单方面规定的种类定额，遂使卡特政府消除了国会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反对。参见罗伯特·S·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丛风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04-210页。

① 林立和：《已为防止抗议活动准备好经费》，《南华早报》1996年2月9日。

② 参见《黑龙江日报》网站新闻中心：“四任首席谈判代表的故事”http://www.hljdaily.com.cn/enpsearch/gb/content/2001-11/11/content_27554.htm

③ 参见上海热线纪实频道：“龙永图纵论入世”http://www.online2.sh.cn/jspd/rdrw/list_1.shtml

④ 分别参见《中国商业评论》1979年11-12月，第9-11页。《华尔街日报》1979年10月24日。

⑤ 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苏广辉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版，第381页。

⑥ 在1989-1990年美国第101届国会中，民主党人占435个众议员议席中的260个，100名参议员议席中的55个，均占多数议席。(See Norman J. Orstein ed.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1989-1990, Quarterly Press of the U.S. Congress ,1990.)

① 参见《国际贸易报道》1990年7月18日。

② 《国际贸易报道》1991年12月4日。

③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60：38，不到法定的三分之二票。

⑤ 路透社1993年5月28日电。

⑥ 路透社1994年4月9日电。

① 《国际贸易报道》1990年6月20日。

② 《国际贸易报道》1991年6月5日。

③ 法新社1995年2月6日电。

④ 新华社1995年1月11日电。

⑤ 前两次谈判美国虽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门户，却未能实际扩大在华贸易的市场。《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国对华贸易的价值在1860至1897年内不断下跌：“计自美国贸易总额的3%跌到2%不到”(丹湼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0-491页。);而1948年10月才生效的《中美商约》则因国民党政府临近垮台，美国并未能实际展开对华贸易;只有第三次谈判才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有实际意义：到2001年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金卫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和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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