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法律原则与入世之区域对策思维导图

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国际经贸条约中一项传统的法律原则。最惠国待遇是指一国在贸易、航海、关税、国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给予另一国的优惠待遇不得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2]该项待遇的给予通常是通过签订双边贸易条约并在其中订入最惠国待遇条款得以进行。但在国际经贸实践中，缔约国相互给予的这种待遇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它是指缔约国一方现时或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任何优惠待遇应立即无偿地给予缔约第三方;二是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它是指缔约方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以对方给予为条件补偿。如当某一缔约方甲给另一缔约方乙提供了一种贸易上的更为优惠的待遇时，其他任何第三方若想要享受甲国给予乙国的这种优惠，则必须向甲提供相应的优惠作为补偿。因此，凡以索取相应的贸易优惠作为条件，将其给予另一国的贸易优惠给予其他任何第三国的，该国实施的便是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

WTO体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不同于双边贸易条约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首先它确认的是一种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即确保WTO的一方成员给另一方成员的任何贸易优惠都立即无条件地提供给予所有其他成员，从而使最惠国待遇多边化;其次，WTO的所有成员在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享有的是同等的待遇，确保了所有成员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公平的贸易竞争;第三，它扩展适用于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方面。

WTO体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规定于GATT文本的第1条中，其中表述“……每一成员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其他成员的相同产品”。所谓“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是指WTO的成员在出口商品的供应或进口商品的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有利的条件。

根据GATT文本第1条和第3条的有关规定，各成员在以下范围内适用最惠国待遇：(1)在对输出或输入、有关输出或输入及输出入货物的国际支付转帐所征收的关税和费用方面;(2)在征收上述关税和费用的方法方面;(3)在输出或输入的规章手续方面;(4)在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方面;(5)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的规定方面。从这一适用范围看，显然比双边经贸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少。但WTO体制的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却由原定范围扩大适用到服务贸易(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条就是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对于本协定所指的任何措施，每一个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任何成员的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条是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中关于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的表述与GATT文本第1条的表述完全相同。具体规定是：“任何一成员就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给任何其他一国国民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提供给所有其他成员的国民”。)方面。

国民待遇原则也是国际贸易条约中的一项传统法律原则。它是指一国给予外国自然人、法人或商船以本国自然人、法人或商船在民事方面所享有的同等待遇。[4]国民待遇原则被国际经济贸易条约或协定广泛采用，特别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它更为缔约国所高度重视。但其中对国民待遇所下的定义却不尽相同，在其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度上也都存在差别，从而在学术界出现“超国民”待遇之争。所谓“超国民”待遇的争论完全起因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给国民待遇所下的这样两种定义：[5](1)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应“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待遇。显然，按此定义，东道国对外资实行高于内资的优惠待遇是国民待遇所兼容的。(2)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应“等同于”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显然，依此定义，东道国对外资实行高于内资的优惠待遇是一种超越国民的待遇。

GATT体制的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较小，仅适用于货物贸易，更具体地说，仅适用于对进口商品的国内税收和政府对进口商品的法规、规章等管理措施方面。GATT文本第3条是“国内税与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条款。根据该条的规定，每一成员对来自任何一个其他成员的进口商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收费均不得高于其本国的同类产品;在进口商品从通过海关进入进口方境内至该商品最终被消费期间经过的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章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的国内商品所享受的待遇。GATT订入该国民待遇条款的目的，是防止政府实行保护主义，干预进口货物，保证各成员享受关税减让带来的利益，并保障进口商品与国内同类商品获得同等的竞争条件。

GATT国民待遇条款具体适用于如下三个方面：

WTO体制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也已从GATT体制的范围扩大适用到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

纵观WTO体制关于国民待遇条款给国民待遇所下的定义，包括GATT文本第3条第4款、《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第1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条第1款等主要定义都无不采用“不低于”这一含义。如依照上文所述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关于国民待遇的第1个定义来理解，WTO一成员给予其他成员的进口商品、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提供了比国内商品、国内服务或国内服务提供者、国内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更为优惠的待遇，并不视为“超国民”待遇。因此，WTO一成员给予其他成员提供更为优惠的待遇或内外相同的待遇，都符合WTO体制国民待遇条款的要求。但是，笔者认为一国给予另一国过于优惠的待遇并非一件好事。相反，过多、过滥的优惠待遇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起到虚假投资、倒卖免税进口商品、偷税漏税、虚报亏损、设法推迟获利年度等负面作用。[6]国民待遇条款的本旨是要求在WTO成员间建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本质所在的公平竞争机制，这种竞争机制则意味着各种主体应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和出售商品，公平地承担各种税负。然而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上，我国区域差别甚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并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之后。当年或许是很有必要的，但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种地方性超国民待遇自当予以取消。

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相比，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其共性体现在两者都建立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且为了共同的目标，即为了减少或消除贸易障碍，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两者的区别在于其肩负的使命不同，国民待遇原则的使命是保证成员国进口的外国商品与本国商品、外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与本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外国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本国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享有平等的待遇，即保证内、外国间的待遇平等;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使命则是保证一成员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完全相同的上述待遇，即保证外国间的待遇平等。

数量限制是指一国通过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口许可证制度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产品的进出口。GATT主张各缔约国应通过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但不允许采取其他措施，包括数量限制在内。GATT文本第11条第1款就为其成员确立了取消数量限制这一法律原则。该条明确规定：“任何成员除征收税捐或其他费用外，不得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成员领土的产品的输入、或向其他成员领土输出或销售出口产品”。依此原则，各成员一般不得实施如下几项措施：

关于进出口限制问题，我国承诺入世后将逐步取消限制及结束国营企业的垄断性进口地位，即在三年之后，所有的经济实体都将被允许进口和出口，这还将包括外国独资公司或合资公司。我国原来是禁止一般公司销售进口产品或提供有关销售服务的，今后将不仅对国内公司放开，而且也允许外资企业从事全方位，即适用几乎所有产品的销售服务。在这个问题上，各区域政府自当根据国家的承诺，相应调整各自的进出口制度和销售规定，以加快本区域经济建设的步伐，让百姓尽早享有开放政策所带来之便与利。

除以上三种数量限制措施，外汇管制对进口数量限制也起到实质性作用。这些措施和管制都能直接限制商品的进出口数量，都是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故被GATT所严格禁止，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或在过渡期限内才被允许实施。

WTO体制将GATT适用于货物贸易的取消数量限制原则扩大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6条第2款具体规定禁止一成员在其某一地区或其境内维持或采用以下六个方面的数量限制：(1)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2)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价值;(3)限制服务经营活动的总量或以指定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总产出量(但不包括一成员限制为提供服务所作的投入措施);(4)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用必要的、与特定服务的提供直接相关的自然人的总数量;(5)限制或要求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形式的法人实体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6)限制外国资本参与的最高股权额或一笔投资或累计投资总额。上述条款直接影响着我国各地服务业的开放、保护与发展。我国区域服务行业和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是较差的，在众多的服务行业中，商业服务、邮电服务、销售服务、运输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社会服务、金融、保险和证券服务等都比较落后，电信服务、批发业、医疗、保健服务业则尚未对外开放，但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区域须按GATS要求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而以上数量限额的取消，将使各地的服务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冲击。为此，我国区域政府要利用GATS的逐步自由化原则，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有关法律制订政策，分阶段逐步扩大其市场准入的程度并给予其适当的灵活性。同时，要根据GATS所允许的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取消数量限制原则的例外，如为保证粮食供应和保护农渔产品市场例外和为保障国际收入平衡例外，制订相应措施，以确保本区域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

近两年来外企为适应及充分利用我国入世的契机，对我国的投资形式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建立采购中心，二是建立研发机构，两种情况都服务于同一目标，即在中国建立制造业的全球基地。这一方面涉及就地销售，另一方涉及出口问题;而数量限制的取消，将使多国多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从其他国家直接搬到中国。对其间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区域政府也需予作调研并提出应对措施。

所谓补贴是指一国政府或公共机构对企业作出财政支持或一国政府提供的任何形式的价格支持或收入支持。由于对某种产品的补贴可能对该产品的进口国，或对出口相同产品的出口国造成损害，因而被GATT严格限制。GATT文本第16条第1款给补贴下的定义是：任何成员如果给予或维持任何补贴，包括任何形式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在内，以直接或间接增加从其领土出口某种产品或减少向其领土进口某种产品，即构成补贴。在这种情况下，GATT要求有关成员应将该项补贴的性质、范围、因该项补贴预计给进口数量的影响以及该项补贴的必要性，书面通知部长会议。若该项补贴经判定对另一成员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严重威胁，给予补贴的成员，应在接到要求后与有关成员或部长会议讨论限制该项补贴的可能性。

从实践上看，补贴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生产补贴，即对某一工业的补贴，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把国外的竞争对手挤出国内市场;二是出口补贴，即对某项工业产品的出口补贴，使该项产品能够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国外销售，以提高该项产品的竞争力。

其实，GATT并没禁止补贴，而仅对补贴作出限制规定。例如GATT文本第16条第3款规定：“每一成员应力求避免对初级产品的输出实施补贴。但是，如一成员直接或间接给予某种补贴以求增加从其领土输出某种初级产品，则该成员在实施补贴时不应使其自己在这一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有不合理的份额”。很显然，对初级产品(注：“初级产品”是指天然形态的农业、林业、渔业、或矿业产品，或为要在国际贸易中能大量销售进行过按习惯需要加工的这种产品。见GATT附件九对GATT文本第16条3款的注释和补充。)的补贴，GATT并未加以禁止。另外，GATT还指出了可能构成补贴和不能视为补贴的几种情况：(1)复币制(注：“复币制”是指由政府实施或核准的制度。见GATT附件九对GATT文本第6条第3款的注释和补充。)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构成一种出口补贴;(2)免征某项出口产品的关税，免征相同产品供内销时必要缴纳的内地税，或退还与所缴数量相当的关税或内地税，不能视为是一种补贴;(3)凡与出口价格无关，为稳定国内价格或稳定某一初级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收入而建立的制度，即令它有时会使出口产品的售价低于相同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时的可比价格，也不能视为是出口补贴。(注：见GATT附件九对GATT文本第16条的注释和补充。)

根据上述倾销的定义，正常价值的推定规则，补贴的定义、形式以及制定补贴的标准，只要判定确实存在某种产品倾销或对某种产品的补贴，且结果使进口该项产品的成员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严重威胁时，有关成员即可按照GATT文本第6条的规定，对该项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但是，反倾销税的征收数额不得超过这该倾销产品的倾销差额;而反补贴税的征收金额则不得超过这种产品在原产国或输出国制造、产生或输出时，所直接或间接得到的奖金或补贴的估计数额。

还应当指出的是，GATT文本第6条5款还强调，各成员不得因抵销倾销或出口补贴，而同时对同一产品既征收反倾销税又征收反补贴税。

WTO体制不仅全部继承了GATT体制的禁止倾销和限制补贴原则，而且十分关注该项原则的有效实施与发展。WTO体制中的《反倾销协议》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作出了更为明确和更具操作性的界定。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则把种类繁多的补贴措施划为三大类，并分别对其作了界定，且规定了相应的行为准则和处理程序。此外，WTO体制还将限制补贴原则扩大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各成员应通过谈判制定必要的多边原则以限制某些补贴，但又同时强调反补贴程序的适度性，特别是强调谈判应确认补贴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计划的作用，且应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采取灵活性的需要。迄今为止，我国企业并未遭受过任何反补贴调查，在中美农业协议中，我国政府已承诺入世后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总额不超过8.5%(WTO的发展中国家一般不超过10%)，这个问题今后发展趋势如何，今后国外企业是否会对我国农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