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世贸组织研究中心主席称美国报告太情绪化|||北京WTO事务信息思维导图

此外，该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对盗版行为的判罚不够严，而且在一些涉及侵权的民事案件中，个别地方政府对外国公司保护不足。

事实上，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贸易代表每年都会推出一份针对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报告，其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每年都会成为其重点指责之对象。

为何知识产权问题频频成为美国借题发挥的软肋?中美知识产权之争的本质是什么?本报记者专访了香港城市法学院教授、香港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主席王贵国。

“美国报告太情绪化”

《21世纪》：美国每年都会公布一份针对中国的WTO承诺执行报告，你怎么看今年的报告?

王贵国：我并不赞成美国的手段，如果它是很实际地、很具体地提出建议或是问题，这应该是中国欢迎的。但是现有的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报告却是情绪化的，没有客观分析性，指责性更多，这对于解决问题很不利。

此外，美国选择在WTO开幕当天，公布对我们执行WTO承诺的报告，用强烈的语言批评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

《21世纪》：如何看待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它的本质是什么?

王贵国：知识产权涉及的是私人权利，是个财产权的问题，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对财产权非常重视，所以当美国或其他国家指责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时，我并不觉得特别奇怪。而且作为一个资本输出的大国，美国也会更注重这方面的问题。

中美知识产权之争，我认为更多的是文化之争。中国传统上对个人的知识以及财产的保护并不具体和严格，古人就有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之说。所以当前的知识产权之争，从侧面也是对我们文化的一种更新，从今后来看，如果要在全球经济中获得一席之地，中国本身不仅需要科技兴国，也需要在国际上保护自己的科技产权。

《21世纪》：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为什么频频被抓把柄?

王贵国：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版权侵权行为从特点上说，它是属于个人侵权，政府很难管理，这和专利不一样。你有制造飞机的专利，普通老百姓拿来是没用的，只能给企业用，而企业一用就容易被抓，但版权的侵权是很难管理的，而且也很难制裁。我觉得美国很大部分指责也是由此而起。

中国政府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这取决于WTO的协议，看中国政府有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是否符合其他WTO成员的期待。

“严罚”标准之难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王贵国：从法规方面看，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律是最先进、最和国际接轨的，但是这套法律怎么执行才是关键问题。比如中国版权保护方面，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北京图书馆，你不可以借出最新的图书，却可以复印，还帮你复印，而且你也只能用它的小门市的复印服务。钱也不贵，但一本书就可以印出来了，它还可以帮你装订。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机构，这样做都是不对的。在香港，任何人都不得复印书籍，更别说一本一本地印了。你这样做，以后谁还买书呢?

再看网上，国内某高校的网上，我的文章在里面有许多篇，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这是中国名牌大学呀，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它的信息。

再说深圳和中关村，大量的盗版VCD和电影，都非常多。那么这些，难道不是侵权吗?这当然是。 (责任编辑：user2)

《21世纪》：你觉得我们的措施还有哪些可以改进之处?

王贵国：我个人认为一些侵权的处罚和治理可以更严一点，因为侵权行为很多就是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完全可以掌握得更严一点，比如北京图书馆的例子，高校网站的例子，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

当然，整体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法制教育的问题，即有没有一种法制氛围。比如在香港，人们一般不敢买盗版VCD，而且买了也不敢跟别人讲，因为你讲了，对方看你的眼神可能并不一定对。但是在大陆，从教授到小学生都不会觉得买盗版VCD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氛围。

《21世纪》：美国每年的报告都提一个要求，即执法部门应该对违反知识产权行为采取更严厉的处罚，你觉得“严罚”应该如何进行?怎么“严罚”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王贵国：中国目前的主要侵权问题并不是专利和商标，更普遍性的是盗版问题。在这方面，处罚是一种手段，但更多应该是宣传，要让大家知道版权应该受到尊重。例如学生下载文章，并不是靠罚就可以解决的，更多的应该是教育疏导，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争夺中国主动权

《21世纪》：知识产权保护会不会被美方或是外国滥用，从而妨碍中国本国技术的发展呢?

王贵国：确实可能会，但是并不是仅仅外国公司会这样，其实中国本国公司之间也可能会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对对方进行限制，关键是你需要证明对自己的知识拥有产权。

《21世纪》：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中美知识争端中掌握主动权?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王贵国：现有的争端客观上会推动中国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争端存在的本身并非中国愿意看到的。

中国能否掌握主动权?这里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及政府驻外机构的主动性问题，比如它与当地的企业或是机构能否进行深层次交流，因为很多信息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从企业与政府关系方面看，我们应该把各方的职能明确下来，具体说，企业家并非政治家或是外交家，农民就是农民，教授就是教授，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并不能靠他们自己去争取，而应该由政府代表他们去争取权益。

此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政府思维转变的问题。我们过去经常把经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但很多时候，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在现代社会，经济争端不可避免，但是一定要把它和政治争端区别开来。

《21世纪》：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

王贵国：近来有一些进步，但是还不够。举例来说，类似WTO这样的谈判，跟随美国代表团的有大批美国企业家和农场主协会的代表，因为WTO协议的制订直接关系这些人的利益，美国贸易代表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措施甚至就是由这批企业家出的。而我们目前企业在跟进政府的对外商务谈判方面还很不足，农民更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行业协会，因此今后这方面还需要多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