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制度的发展与纽约公约的历史贡献思维导图

对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国际经济贸易纠纷来说，人们越来越认为仲裁比去一个国家的法院诉讼有着明显的优点。对于商人来说，它不熟悉外国法院的程序、适用的法律，甚至不熟悉外国法官的思维方式，因此去外国法院进行诉讼对他来说是很生疏的环境。相反，如果采用仲裁的方式，来自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就可以选择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或预先知晓的程序;他们还可以参与法律的选择，包括可以选择特定国家的法律或者甚至可以选择某种行业的交易习惯即所谓的商人习惯法。他们还可以指定本行业的专家来担任“法官”?仲裁员。

早在20世纪初，国际商事仲裁起初发展的时候，当时完全依据的是国内立法。当时的国内立法和许多国家的法院通常并不支持仲裁。这些法律一般是限制性的，而且相互之间差别很大;有些国家的法院实际上是把仲裁看成他们自己的“对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商事仲裁的需求增多导致了在巴黎重新建立的国际商会建议给仲裁订立一项国际公约，通过该公约修改当是不利的一些立法。例如，当时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只能将已经发生的纠纷经过当事人的约定提交仲裁，而不能事先约定将未来的纠纷提交仲裁。也就是说，把将来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的约定或条款是无效的。后来国际联盟采纳了这一建议，随之产生了1923年的《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该议定书第1条宣布：无论将已有的或将要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的协议都是有效的。该协议书还规定了缔约国法院有义务命其受理的争议的当事人将双方已同意仲裁的争议提交仲裁。

随着仲裁条款的国际有效性和强制效力的确立，下一步即关于仲裁裁决的国际执行并未花很长的时间。在国际联盟的倡导下，《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于1927年在日内瓦缔结。该公约调整有关按照1923年日内瓦议定书项下的仲裁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执行事项。

尽管上述日内瓦两个条约无疑较以前有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他们仍有明显的不足(具体不足在下文与纽约公约对比中详述)。

正是因为上述条约存在的不足，促使国际商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起了一项新公约的制定活动。国际商会起草的公约草案在1953年完成，旨在确立一种不受国内法支配和限制的仲裁。然而这种只依据国际公约的真正的国际商事仲裁的理想未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国际商会的公约草案提交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后，1955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又拟定了另一份公约草案，该草案与日内瓦公约比较接近。从经社理事会草案与国际商会草案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国际商会的公约草案的名称为关于“国际仲裁裁决”的公约，而经社理事会的公约草案的名称是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

经社理事会的公约草案被送给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及非政府间的组织进行审议。在收到了有关审议意见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召开“国际商事仲裁大会”。这次大会于1958年5月20日至6月1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该次会议通常称为1958年纽约会议，其结果是通过了著名的1958年《纽约公约》。

纽约公约与此前的情况相比发生了许多积极和有利的变化。在此公约之前，人们不得不依赖1923年和1927年的日内瓦条约。但根据《纽约公约》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这两个日内瓦条约在正式参加了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之间将停止使用。纽约公约对此前日内瓦公约及仲裁制度的重要发展和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纽约公约缔约国数量的不断增加，互惠保留对纽约公约适用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对选择仲裁的当事人来说，仍需认真考虑仲裁地(亦即裁决作出地)所在国是否已加入该公约。如果裁决一旦在一个非缔约国领土内作出，则该裁决便无法在已经作出互惠保留的三分之二多数的缔约国去依据纽约公约申请承认和执行。

就仲裁协议的形式而言，各国国内立法规定存在一些差别。例如，大多数国家立法要求仲裁协议应为书面形式，但也有少数国家允许口头方式订立仲裁协议;在采用书面形式要求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对构成书面协议的具体条件要求比较宽松，而有些则比较严格和苛刻。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条和第1342条规定，对制式条款或格式合同中包含的仲裁条款，当事人只签署合同本身是不够的，还要另行签字表示同意该仲裁条款;又如我国《仲裁法》第16条要求书面形式中应包含“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日内瓦公约要求仲裁协议按其准据法应是有效的，并将此作为执行裁决的条件之一。因此，按照日内瓦公约，仲裁协议采用何种形式也取决于上述准据法。与此不同的是，纽约公约直接规定了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在公约第二条第二款中对书面形式的含义作了界定。

那么，当纽约公约缔约国国内法与公约第二条二款规定不一致时，应如何处理彼此的冲突呢?对此，权威学者的论述和各国法院相关判例认为，缔约国法院对公约项下的仲裁协议的形式有效性的认定应优先适用公约。也就是说，公约关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要求和具体规定构成了一项统一的国际性实体规则，该国际统一实体规则应优先于国内法加以适用。例如，意大利法院过去在认定仲裁协议形式效力时多认为其国内民法典第1341条和第1342条关于书面形式的特殊要求优于公约第二条二款的适用。后来意大利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公约第二条二款关于仲裁协议形式的规则是实体性的规定，因而民法典第1341条和第1342条不应适用于公约项下的仲裁协议。意大利的其他法院在随后的判决中也都认为在适用公约第二条二款时无须再考虑上述民法典对仲裁协议形式的特别要求。

1927年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必须符合仲裁地的法律，而且将此作为执行仲裁裁决的一项条件。这势必导致仲裁必须受仲裁地程序法的支配。而从实践来看，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地点和选择仲裁程序法时的考量因素往往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当事人选择在某国仲裁并不表明他们当然希望适用该国的法律。正是为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权利，更好的体现仲裁在程序上比诉讼具有的灵活性，《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如果当事人已经就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达成了协议，则仲裁地的仲裁程序法可以不被考虑;只有在当事人之间缺乏上述协议的情况下，才应该适用仲裁地国家的相关程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