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漫谈：中苏中俄称呼同志思维导图

由于中苏关系中的根本矛盾不可能解决，双方试图改善关系的任何步骤都不可能起多大作用，互相批判、攻击、谩骂并没有停止。中共称苏共领导为“修正主义”、“苏修叛徒”、“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等，苏方则回敬中共为“教条主义”、“毛主义”、“毛分子”、“军事封建专政”等。

尽管如此，中共、苏共都是执政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也没有把对方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从理论上讲，大家仍是“同志”。

职务称呼

在这段漫长的困难时期，彼此的外交人员内心里早已不把对方看成同志。那些年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常常称对方的职务，以便避开“同志”称谓。称职务，在中文中显得很尊重对方，可是按照俄语语法，是讲不通的。尽管如此，我们始终没称呼过苏联人为“先生”。可是苏方的一些外交官却忍不住了，据当时我驻印尼使馆报告，1962年元旦，苏联驻印尼使馆参赞库兹涅佐夫，在向我外交人员发送的元旦贺片上，首次称我外交官为“先生”。从此时起，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驻外使馆，在对我外交人员称呼上是混乱时期，一会儿“同志”，一会儿“先生”。

国庆贺电

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领导人，互相祝贺对方的国庆节，是国际上惯常的外交礼节。这是友好的表示，友谊的象征。

由于中苏两党论战的升级，在双方媒体上指名道姓批判对方领导人的文章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再称同志，确实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协调。因而，每年一度互致国庆贺电，怎么称呼对方，就成为令人伤脑筋的事。

1963年，苏联方面首先采取了一项违反国际惯例的举动：对中国国庆的贺电，不以领导人的名义，改为由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向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祝贺。苏联方面采取降格做法，显然是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从技术上讲，避开了称呼“同志”的不便。那年9月30日，中国外交部收到苏联祝贺中国国庆14周年的贺电，抬头为：

落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