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的形式取向思维导图

民国六法体系的创建虽然也是把立宪作为当务之急，但是最终却选择了大陆法系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这并非说明当时没有向英美法学习的冲动，民国政府聘请伟大的庞德担当法律顾问，这是向英美法的一次深情致敬。[2]

但是，国人还是喜欢捷径，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应当是留日学生，中国留学目的地，从过去到现在，主要有两个：英美和日本。去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学比远涉重洋去英美学习要来得容易。就象玄奘、法显去印度学习原始经义远难过安世高从西域到中土传经，在敦煌造窟收藏一样。[3]而且，日本人与中国人肤色相近，文字相仿，同文同教，两国之间出现文化倒流也应当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非常崇拜德国的技术，日本旅欧学者在无数次的比较之后，终于选择了大陆法作为学习的榜样，而且尤以德国法为学习重点，一度出现了“无德国法则无法”的局面。[4]无论后来日本法怎样演变，它大陆法的基调是已经确定无疑的了，这从法律的形式可以很容易进行辨识。

有人说日本在二战后开始学习美国法，法律中已经开始有英美的影子，但是，这只能法律内容和法律制度的进化，日本法律的大陆法形式永远无法改变。况且，在美国大兵的占领下，日本人对英美法的学习远不如主动向德国学习大陆法来的自觉。

新中国的法律，连同它的前身根据地立法，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都是受前苏联法律的影响，因此必然也是属于大陆法系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高楼大厦迅速林立，速食食品一夜风靡。法制进程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的法律体系建设速度很快，我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律体系，这与学习大陆那套现成的概念和逻辑是分不开的。

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物质第一。

遗憾的是，中国法在形式上选择了大陆法系作为仿行的榜样，回避了对应英美法形式的借鉴。因为实用主义哲学衍生出来的判例法在形式上表现的纷繁复杂，这让人望而生畏。

这种结果是由国人的主观意志造成的。首先，汉字是人类意识最伟大的产物之一，中国从春秋铸刑鼎开始就一直迷恋成文的东西。文件在我们心目中相当神圣，农民起义要弄个檄文，朱棣篡位还要逼方孝儒起草个诏书。近代以来又对成文法的概念进行曲解，而实质上任何现代法律都是成文的，只不过一个偏重形式，一个偏重实质。这或许又要牵扯到万夫所指的实用主义哲学。其次，人是有惰性的，我们不能因为脸红，就对一个历史问题难以启齿：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文科的留学生在欧美并没有学到些什么，就连清末民国的著名留学生们也承认---他们在美国几年，主要把土豆炖牛肉作为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日本的文字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容易接受的多，我们在法律概念上大多用的是日本人的二手货，比如说经济法、比如法理学、比如说法律这些基本术语。我们很少深入的研究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倒流影响，而是更多的沉湎于回忆盛唐的威武，如果有新的研究，结果恐怕是惊人的。(二)大陆法取向的负作用

中国现代法律侧重于取法大陆法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多元因素造成的历史问题，作为后来者本来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是，如同人的隐性遗传要在后代身上表现一样，从一个前因潜伏，到一个后果显现，总有时间上的滞后性。

在中国日益发达的当前，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大陆法取向，尤其是大陆法形式取向给我们的法治生活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其一，法治文化被误读。我们强调了以法治国，建立法治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有被误读的倾向。简约的条文式法律结构使得人人都以知法懂法为荣，推动了一些电视台用非法治的语言妄谈法治，不仅没有起到普法的作用，反而起到了负面的作用。[5]一些官员强烈要求读在职法学硕士、博士，因为法律条文中的汉字大家都认识，学习起来相当容易。这些人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喜欢要求法律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所以最近有学者谈到能源立法可以借鉴《美国能源政策法2005》详细的规范能源问题，我就觉得那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另外，国人当下还经受不住致命的“制服诱惑”，似乎穿上某种制服就能够代表法治，代表神圣，比如保安，比如城管，比如工商税务，甚至连穿上劣质迷彩服的运钞员都敢扛上假枪，拉起警戒线，占用人行道，侮辱威胁出钱修路的纳税人。

其三，法律缺乏执行力。前面说到，对法治文化的误读，社会上产生了一种要求人人懂法的错误潮流，除了民法典和刑法典，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所有的法律大概都只需一百来条，所有条文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但事实上这样的提纲式的、口号式的法律很难操作。于是再制定大量的实施细则、部门规章、地方规章，实质上架空打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名义通过的法律，造成了上位法律被束之高阁，下位的行政法规、规章、甚至各级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却在起统治作用，这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立法上的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其四，司法独立依然是理想。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中世纪封建主义蓄养之下的欧洲大陆最具有官僚主义气息，法院一直是贵族子弟养尊处优的好去处。我们对大陆法系形式的片面模仿，不仅造成司法无法独立，而且造成司法根本就不想独立。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转业军人进法院的现象，学者已经分析过其中的弊端了。我认为，或许军人与法官在外表上的某种形似助长了这种怪现象的出现。

最后，法治进程难以分享信息化成果。信息化进程带来的便利是我们可以切实感受的。比如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选举，可以把法院判决放在网上，可以通过网络征求社会公众对立法、执法、司法的意见。但抽象的大陆法难以分享这一成果，因为我们的法律在形式上只是表现为一些简洁的条文，判例在网络上的公布与共享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