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自然法学思想初探——关于启蒙时期的自然法理论思维导图

<1>古代自然法学“法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若法律欲被人们认同为法律的话，需要符合的标准是否应该不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或者，其有效性是否在于不损害永恒的崇高的‘自然’标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古希腊的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将法律分成了自然法和制定法，自然法是体现社会自然秩序的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存在于社会的普遍原理中的。他认为，自然法和物理的自然规律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则或定律。而制定法也就是实在法则是由人即统治者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法令。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制定依据和评判标准。实在法的内容是变化不定的，没有一模一样的实在法。相反，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往往和物理中的自然规律区分不开，在他眼里有时自然法也可以用来指代客观规律。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明显继承了古希腊斯多哥学派的自然法思想，他认为自然法来自于人类的理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自身的理性得到，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规定有神的起源。可以这样说此时人们对自然法的看法是自然法是一种从客观中发现的或从人类理性中得到的人人应该遵守的规则。中世纪的自然法处处充满神和先验的气息，中世纪的自然法在神学法学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神意与先验的道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是通过人的理性来发现的，自然法是上帝造人时在人的意识中留下的，它需要人在后天通过理性去发现。这样的观点使自然法学深深地打上了神学的烙印。

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国自戊戌以来，不断移译西方政治法律之著作，旨在借鉴西方先进的治国安邦的经验，提高国力，从而抵御外辱。其中最先引进的思想正是自然法学的天赋人权理论，从严公复翻译《法意》，《民约论》而来至今已百有余年。然而，中国自古之统治就是只知有礼制而不知法的存在。其实，中华帝国的统治与维系全靠习惯与伦理的作用，中国幅员辽阔，人民众多，在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年代，皇帝的政令与法令根本不可能通行全国。这时的统治就只能是通过社会伦理舆论的约束与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产生一种遵守礼制的榜样作用。这也就是中国为何重视礼教的原因，也是这一点，导致了中国人法治意识的淡薄。另外，中国自古有权力而无权利。严复当年在翻译西著时，曾为nature rights一词的中文意煞费苦心，因为中国经典中的“权”字只有权力意义上的解释而没有权利这一概念，最后只能以一个模糊的“天赋人权”作为它的中文译意。这种尴尬是由中国几千年之久的王权专制所造成的，中国人长期在“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纲常的压迫下根本就未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天赋的权利。自然法学的传入中国，正是为古老的中国人代来了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新鲜的血液，中国近代的权利斗争自此而始。

参考文献：《社会契约论》卢梭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政府论》洛克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彼得.斯坦/约翰.香德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爱尔兰]J.M. 凯利/著 王笑红译 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版《西方法律思想史》刘全德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