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达摩克斯之剑——从苏联模式的破产看社会主义国家清除封建主义残余思维导图

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时，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将在几个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思想，论证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一帝国主义的绝对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1915年8月，列宁在著名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在一国单独取得胜利的问题：“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④]列宁还认为，由于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条件，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上的更高级的形式。那么，经历过帝国主义时期之后，率先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出土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物质资料的大发展和大积累阶段。同时，这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建设形式必然在思想确立上和理想模式有着很大区别。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历过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本国的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导致他们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较弱环节，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相对容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缺乏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封建主义的根除，这也就造成了影响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不仅仅包括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丧失了本来天敌的封建主义思想。这就要求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既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复辟，也要重视封建主义思想的腐蚀。

苏联解体，表面原因是“右”，但更深层的是苏联领导集团长期推行“左”的路线政策。正是以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基础的长期“左”的错误，拖垮和葬送了社会主义，“右”只是充当送葬人的角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和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政治竞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府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来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谁能够最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便选择谁。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自称他比其他人都更优秀，这事只能由人民来决定。这就要求那些自愿为人民服务者通过竞争取得合法服务的权力，根据人民的授权管理整个国家和社会。人民一旦对其服务不满意，有权随时撤换他们并重新选择自己满意的公仆。因此，任何执政者都不可以贪恋权位，他们必须尊重并接受人民的选择。阿兰·图雷纳指出：“所谓人民的政府是否民主，惟一的检验方式是通过自由选举，看看自由的公民面临真正的选择时如何反应；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是否确如统治者所说，他们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些政府口头上宣称一切为了人民，但并不尊重被统治人民的政治选择自由；这样的政府称不上民主。”[⑥]

但是，事实却是斯大林并没有切实地坚持社会主义民主，而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从而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周恩来在1956年都指出斯大林犯了“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这种个人专制的独裁政治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反而是受到封建的沙俄思想影响。斯大林把封建主义的一人之天下翻造成一党之天下。斯大林的党天下与封建主义是一丘之貉。一人独享政权与一党独享政权相比，前者不过奉天下以养一人，后者却是奉天下以养一党，人民负担更重；前者一人统治天下，后者一党统治天下、政权更顽固。斯大林的党天下是奴隶制之后最黑暗的制度、是原始公社制之后最虚伪的制度。它们的改革起源于巩固专制的政治需要、终止于中饱私囊的经济需要，将人民血汗、公共财富扫入私人腰包，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分赃。它们拼命维持最落后、最腐朽、最反动的政治同时，苏联模式缺乏应有的监督体制。众所周知，列宁非常重视党内监督问题，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作出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规定监委于与党委“平等地行使职权”。俄共（布）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又赋予检查委员会对中央机关、俄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各书记、部长的检查权、质询权。但是，到斯大林手上，把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关系变成为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降到下级的地位。党的领袖和各级“一把手”以及主要干部成了“特殊党员”，处于“虚监”、“失监”的状态。

从30年代起，斯大林把许多监督部门的职能转移给国家安全机关，使国家安全机关对准敌人的监视网同时也对准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安全机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横行无忌，胡作非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人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全国笼罩着一种恐怖气氛。

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发生着变化。由于肃反扩大化，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使国家政权实际上成为镇压敌人和镇压人民的双刃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监督化为泡影，因为对党和政府提出的批评，有可能被视为“敌对行为”而遭到镇压，这样势必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严重窒息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