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公地共同体管理中的法治因素(1)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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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欧洲公地共同体管理中既有人治的因素，又有法治的因素。其法治因素主要包括：1．对法律至上原则的追求。在共同体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人们捍卫作为习惯法的村规和其他惯例的最高统治地位。2．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追求。领主，他的自由佃农和农奴，以及一些无地的劳工，都是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传统要求在有关共同体的公共事务方面，他们都要服从习惯法(尽管事实上并不会总是如此)。3．比较严密、细致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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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洲公地共同体法治因素

公地制度(common field system，也叫敞地制度或者敞田制度：open field system)是一种曾经在欧洲农村长期、广泛存在，以村庄(如果村庄与庄园重合，就是庄园)为单位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制度。①公地制度的内容在各地之间有一定的差异。最典型的包括以下要素：一是所有耕地(既种庄稼，也种草和其他农作物)都划分成面积大致相等的长方形田块，叫做条田(strip)，各户的每一条田都必须与邻人的条田相邻。第二，在庄稼收割之后，耕地上留下的庄稼荏(麦穗以下部分)对全体共同体成员的牲畜开放。第三，共同体成员，按照一定的条件，集体地使用耕地之外的荒地、林地、牧场、沼泽等公共地。第四，有着协调管理关于耕种和放牧的共同的规则。第五，有执行这些规则的机构，它们一般是庄园法庭或者村民会议。②“公地共同体”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实行公地制度的同一个村庄或者庄园内，享有对公共地的使用权(在大多数地方，这种使用权是以对耕地或者房屋的占有权为前提的)的人们(他们包括领主、领主的佃农和其他人)共同组成的生产和生活单位。

①关于这一制度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赵文洪：《中世纪欧洲村庄的自治》，《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英国公地制度中的财产权利》，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4辑，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关于公地制度的定义，是有不同看法的。可以参见Joan Thirsk，“The Common Fields”，Past and Present，No．29(Dec．，1964)；J．Z．Titow，“Medieval England and the Open—Field System”，Past and Present，No．32(Dec．，1965)； Sir William 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Ⅲ，London：Methuen ＆ Co Ltd，1942，Fifth Edition，P．73。

公地共同体的管理，无疑包含着人治的因素。比如领主对公共事务的任意干预，对农民习惯权利的任意践踏，对共同体习惯法的任意违背。又如一些富有家族长期垄断共同体的管理权力。因此，本文认为，我们决不能笼统地称封建时代的欧洲所有公地共同体为法治的社会。但是，这些小社会里，的确又存在着法治的因素。主要包括对法律至上原则的维护、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追求、比较严格细致的法律程序。贫穷、弱势的农奴和其他佃农，就主要依靠这些因素来与专断专横的领主和其他强势者们抗争。这种依法抗争在圈地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共同体的这些法治因素，无疑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以来欧洲的法治进程。对它们的探讨，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

西方关于本文的中心问题，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从本文引述的有关论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但是，笔者尚未见到集中从对法律至上原则的维护、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追求、比较严密、细致的法律程序这三方面进行探讨的成果。国内有关庄园法庭、习惯法、村庄的研究不少，但是，笔者也没有见到与本文类似的成果。

一、对法律至上原则的追求

所有研究欧洲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每一个公地共同体都有自己的“宪法”或者法律，外面的人，甚至国王，都不能轻易改变它们。①英国研究公地问题的泰斗欧文夫妇(C．S．and C．S．Otwin)对英国诺丁汉郡的莱克斯顿(Laxton)庄园的公地制度(该庄园的公地制度是英国政府作为历史遗产特意保留至20世纪后半叶的)进行实地考察后说，整个莱克斯顿的农业都是由村规(下文将解释此词)管理的。②著名的欧洲农村史专家戴尔(Christopher Dy- er)也说，公地共同体的“工作和种庄稼都由共同的规则管理”。③

公地共同体的最高法律主要是村规(by-laws)。村规是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农村广泛存在的、公地共同体成员们维护公地制度的规定。著名村规研究专家、波士顿大学的奥特从中世纪英国留存下来的31个庄园的法庭卷宗中，完整地选编并翻译了近200条村规。这为本文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有关村规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也是本文重要的资料转引来源。笔者也查阅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村规，包括欧文夫妇从英国莱克斯顿堂区④庄园法庭卷宗中收集的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100多条村规。在最早见于13世纪(实际上还要早)，最晚见于19世纪的数百年中，遍及几乎整个北欧和南欧农村的几乎所有今天能够见到的成文村规，都具有公地共同体最高法律的特征。各地村规的内容，甚至其中规定的处罚方式，都大同小异。它们主要包括对公地制度中的土地制度、耕种、播种、放牧方式等的维护。其中一类是针对具体问题随时可以发布的时效很短的命令，包括明天要去做什么集体工作，今天要处罚谁等非常具体繁琐的内容。比如，在英国劳顿(Launton)村，16世纪的一条村规“命令：在下一个星期日，10月1日，所有本庄园领主的佃农都得集合起来，检查本领主的所有土地，以发现任何通过带走或者移动在领主和佃农之间，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之间，以及其他人之间土地的界石(meres)、边界或者标记而造成的侵害”，并且及时纠

①R.B. Goheen, "Peasant Polities? Village Community and the Crown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 American His- torical Review, Vol.96, No.1(Feb.,1991), p.60.

②C. S. and C. S. Orwin, The Open Fields ,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67, pp.131-132.

③Christopher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 850 - 152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p.23.

④该堂区与村庄、庄园重叠，因此，此地又可以叫莱克斯顿村、莱克斯顿庄园。

正，对违规者加以处罚。又如，某地一村规规定：所有得了某种病的母马应当在下一个星期天之前被从地里牵走。另一类则是时效较长、针对整个共同体的习惯性的规定，包括共同放牧，禁止在收割季节劳动力外流，等等。比如，某村规规定，“任何茅舍农不得有两头以上的牛，一头以上的马，四头以上的猪。”又如，某村规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一维尔盖特(土地面积单位——笔者)土地而拥有100只以上的羊，(拥有)两维尔盖特土地可以拥有200只羊，拥有土地越多拥有羊越多，反之越少。超过规定数量的，其多余的羊归领主。”再如，某村规规定，只有当秋天都过去了，所有人都同意了，才能在共同的牧场上放牧。①

在实行公地制度的地方，村规最终成为惯例，其法律效率往往长达数百年甚至更长。前述有记录的村规最早见于13世纪，但事实上肯定更早，因为其中常提到“习惯如此”，“我们的习惯是”(有些村庄的村规从来就是不成文的，因此无法查阅)。②研究公地制度的专家们都知道，农业性村规，基本上就是习惯。有一个例子说明，村规是怎样成为习惯的：英国北安普顿郡哈里斯通(Harlestone)村1410年为了扩大轮种制度中第三圃的面积，通过制定村规对土地结构进行了调整。当时规定，“如果在6年或8年之后这些安排和调整对于本村多数人都不利的话，它们就应予停止。”但是，这次调整直到1505年才被改变，维持了95年。

如所周知，在中世纪欧洲，习惯是农民生活的基本法，有至高的地位。著名欧洲封建社会史专家布洛赫(M．Bloch)说：“所有中世纪社会都被这样的观念支配：习惯的就是正确的，违背习惯就是犯罪。”另一位历史学家塞勒斯(Sayles)说：习惯法“被认为是基本法，不可修改的法，自不可记忆之年代即已存在的法，不得篡改。”③习惯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权威，是因为它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的检验。欧文先生说，一个惯例要直到“人们对它的记忆不冲突”之时才成为惯例。④直到1859年，法国政府在收集公共牧场的统计资料时，还主要依靠为治安法官而编的地方惯例的手稿。而这些惯例就是村规。⑤在一个习惯就是最高法律的社会，当村规成为公地共同体的习惯之后，它们就具有了至高的法律地位了。笔者从大量村规中看到，公地共同体从地块走向、结构，到耕种、收割、放牧、打干草的程序，到道路、水渠、篱笆的维修，到庄稼、粮食、牲口的保护，甚至到公共场所的卫生，教堂周围的秩序，邻里之间的关系，作息时间，等等，都是村规管理的内容。当然，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在法庭上和具有最高法院性质的村民会议上判断案子、实施处罚的准则。

①Warren O. Ault, 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 : A Study of Village By - Laws, New York, George Allen＆ Unwin Ltd,1972, pp.53,123,125.

②Warren O. Ault,"Some Early Village By- Law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45,No.178(Apr.,1930), pp.208 - 209.

③Warren O.Ault,"Village By-laws by Common Consent", Speculum, Vol.29, No.2( Apr.,1954), p.386.

④C.S. Orwin,"Observations on the Open Fiel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Vol.8, No.2(May,1938), p.131.

⑤George W. Grantham, "The Persistence of Open- field Farm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The Journal of Eco- nomic History, Vol.40, No.3(Sep.,1980), p.521.

17世纪意大利实行公地制度的村庄内罗拉(Nerola)的事例，典型地表明了村民们是如何珍视他们共同体的最高法律的。一直保存至今的该村的《法规》(Statut0，与村规类似)，概述本村的刑法和民法；确定对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的惩罚；明确村民们应该交纳给领主的捐纳；描述本地的农业惯例；大致描述本村的管理方式；列举出属于村民和领主的权利(比如狩猎权)。在村庄与领主的冲突中，他们以此为武器，捍卫其权益。1644年，领主的管家在村庄的大门上张贴新规定，对于牲口侵入庄稼地的处罚，从原来的货币处罚升级为身体处罚。村庄的长老(村庄的行政负责人)立即发现此规定与惯例不符，他们向村民大会报告了此事。在村民会议上，一位村民说，在上一个领主统治本村庄期间，未引进过任何与《法规》不一致的规定，因此，他要求长老们向管家请求收回成命，尊重《法规》；如果不行，则直接请求领主或者其他人干预此事。大家一致投票支持他的提议。这说明，村民们认为，领主无权单方面改变《法规》。1645年，管家擅自要将量度村民们交给他的橄榄油的杯子的容积扩大，从而增加村民的交纳量。长老们与他谈判无果，于是召开村民大会，宣布这一做法违背《法规》，并且违背了修改《法规》的程序——固有的程序应该是：“如果我们想调整《法规》，我们就召开村民会议”。他们计划，实在不行，就去罗马直接找住在那里的领主要求收回成命。为此，村民们在大会上还讨论了怎样运用《法规》保障他们的权益的问题。他们说，这份珍贵的文件必须保护好。长老们问大家，是再誊抄一份还是印刷出来?还建议，把它带去见领主，要求领主命令其下属官员执行它，特别是执行其中对“我们的共同体”有利的部分。有人建议印刷出一份“真本”(也许是经过公证的)；将原始的和备份的《法规》都锁在一个箱子里，三个长老各执此箱子的一把钥匙。①可见，在村民们的心里，《法规》的地位有多么高!

笔者还发现，在中部德国的一些村庄，公地共同体的官员们定期大声地向村民们朗读本村规则，以让每个人都熟悉它们。②这当然也表现了法律至上的精神。

①Caroline Castiglione, "Political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talian Villag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31, No.4 ( Spring,2001 ), pp.533 - 535.

②Jerome Blum,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Polity of the European Village Communit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Vol.43, No.4(Dec.,1971), p.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