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及其实现思维导图

从各国的立法与判例来看，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庭签发命令，要求检察官向被告方披露这些材料。另外，根据该法第9条的规定，检察官在诉讼中还负有对证据展示问题进行“连续性审查的义务”，在被告人被宣告无罪或者被认定有罪或者检察官决定终止诉讼之前，检察官如果发现还存在着他认为可能削弱指控证据的证明力或者可能合理地有助于辩护的证据材料时，就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向被告方披露。[8]

三是检察机关发现法院判决有错误时，可以为被告人的利益提出上诉或者提出再审要求。这主要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96条第2款就规定：“检察院也可以为了被指控人的利益而提起法律救济诉讼活动”。在日本，检察官作为公益代表人，在必要时也可以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起上诉、请求再审或者提起非常上告。[11]

我国检察机关主要是根据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建立起来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监督法律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通说的观点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我国检察机关虽然属于公诉案件的必然一方，但并不是当事人，“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派检察人员出席法庭进行控诉支持公诉，不是一方当事人，而是代表国家行使对犯罪的追诉职权。”[12]这除了说明检察机关拥有很多被告人所不具有的诉讼权力，法律地位要高于被告人以外，还表明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时必须坚持客观追诉的原则。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至第142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意见，只有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才作出起诉决定，对于经过补充侦查以后，证据不足的，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应当或者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制作起诉书时必须忠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一是检察官自我合理化的需求。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人类行为最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源于我们希望维护一个稳定、正面的自我形象的需求，即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理智的人，一旦有证据暗示我们实际并不是如此时，就会感到自尊受到打击，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称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为了减少这种认知失调所造成的紧张状态，我们就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我合理化，或改变行为，使之与失调的认知一致;或改变、增加认知，为行为寻找理由。在这种减少认知失调的过程中，有时还会陷入一种合理化陷阱，导致一连串愚蠢或非理性的自我合理化行为。[18]检察官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其更容易发生认知失调的现象，在发生认知失调后也更倾向于采取措施甚至非理性行为进行自我合理化：一方面，由于刑事诉讼的对抗性，检察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各种决策包括启动程序本身一般都是不利于被追诉人的，一旦发现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也就说明检察官的某些决策可能是不正确的，这样就会使检察官在诉讼过程常常会产生认知失调;另一方面，检察官行使的是一种公权力，错误行使这种权力会产生相应的责任，会受到上司、同事和社会的负面评价，这也促使检察官在发生认知失调后，一般不是改变行为如撤销案件、撤回起诉以与失调的认知保持一致，而是采取各种措施为行为寻找合法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诉讼后，在自我合理化需求的影响下，检察官往往倾向于为自己的追诉决定寻找理由，而很难保持客观立场兼顾被追诉人的利益。

对于这个问题，国外一般是从两个方面解决：一方面是赋予检察官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是实行司法制约。如前所述，对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的一个重要侵蚀就是来源于检察机关的上司与其他行政部门，为了减少这种侵蚀，各国除赋予检察系统程度不同的独立性外，还赋予承办案件检察官相对的独立性。如在日本，检察官是独立的政府机构，“检察官在检察事务方面，是具有自己决定和表示国家意志的独立国家机关，而不是唯上司之命是从地行使检察权”，[19]检察官不能以上级的命令作为逃避责任的理由。“即使根据上级的指挥，作出了与自己的信念不同的处理，也不准许以依照上级的命令为理由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20]在法国，“即使检察院的首长已接到下达的命令，如检察官仍然拒绝进行追诉，上级则不得取代他们，并替代他们进行追诉”，[21]在法庭审判阶段，“笔杆上听从上司，口头上听便自由”，检察官的言论不受上级检察官的限制，具有很大自由，“下级检察官虽然在其提出的书面意见中应当按照接到的指令办理，但是，他们在法庭上仍然可以说明自己的感受与看法，并且可以提出与其书面意见不同的口头意见”，“庭审时，检察官有言论自由”。[22]

从各国司法实践来看，司法制约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对检察机关一些有可能侵害被追诉人利益的侦查措施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如很多国家采取的逮捕令状主义、搜查、扣押令状主义，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其实都是司法权对其侦查行为的一种制约;二是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进行审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虽然并不能决定被追诉人的实体权益，但不当起诉也往往会给被追诉人带来不应有的损害。为此，有些国家规定在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后正式审判前由法院对起诉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正式开庭审判。这种审查有的只是程序审查，有的则是实体审查，前者有日本与法国的法院庭前审查，后者则

有德国的中间程序与英国的预审程序;三是由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庭前证据开示活动进行司法审查，促使检察机关展示其收集到的有利于被告方的证据。目前实行这种措施的主要是庭审前不移送证据的英国、美国等。

应当说，影响国外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实现的原因同样在我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在保障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有效实现的措施上，我们不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而且要与中国的国情、法律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结合，对国外的制度和措施不能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式的移植，要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特点。通过加强和改进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完善对追诉权的监督和制约，确保检察机关客观全面地行使追诉权，充分发挥其人权保障功能。在追诉权行使的过程中，要按照宽严刑事政策的要求，坚持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的原则，当宽则宽，当严则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增进社会和谐，把追诉权合理充分地配置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之中。现阶段，要保证我国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得以实现，亟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完善有关配套措施，保证检察权独立行使。由于检察权的行使关系到不少人的利益，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些人会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干扰检察权的行使，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使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时不受这些干扰的影响。在我国，虽然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得不周全，缺少配套法律制度，再加上法律执行中人为的干扰，我国检察权在独立行使上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人把它主要概括为三方面：政治因素和其他权力的不当影响造成检察权独立行使艰难;检察权地方化;检察权受制于行政权等。[23]保证检察机关客观追诉原则的实现，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理顺检察权独立行使与执政党领导、人大监督和领导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赋予办案检察官一定的独立性，规定其不能因上级的命令而免除责任，以增加其客观追诉的能力和动机。

三是引入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是检察机关实现客观追诉原则的需要。我国刑诉法就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信息沟通分不同的诉讼阶段作了三款规定：其一，侦查阶段，刑诉法第96条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其二，起诉阶段，刑诉法第36条1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其三，审判阶段，刑诉法第36条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刑诉法就检察院向法院移送起诉案件改变了过去移送案卷(即全案证据)的做法，仅要求检察院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因此，如果辩护律师到法院阅卷，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而且由于目前为防止庭审“走过场”，强调法院的庭前审查是程序

审而非实体审，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通常只是对定案具有关键意义并为法院发动审判程序所需要的少量证据。检察机关在庭审中不会主动举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证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表明，在现行诉讼体制下，辩方相对于控方的强势地位而言，不仅自身难以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同时也难以获悉控方所掌握的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证据。引入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使控辩双方全面熟悉案件的证据情况，做到知己知彼、“平等武装”，特别是使辩方知悉控方收集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证据，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增强庭审中的抗辩性，以使法律事实更接近于客观真实，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已是势在必行。设立证据开示制度是检察机关实现客观追诉原则的重要手段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