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促和谐——兼议反贪工作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思维导图

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北大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以济严，严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时。对于“宽”与“严”加以区分，这是宽严相济政策的基本前提。“宽严相济”就是“宽”和“严”是对立统一的，两者通过“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都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的主题下。

具体来分析，“宽”讲究的是刑法的宽恕、感化力，对犯罪分子施以宽大处理。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就是微罪轻罪的宽缓化处理和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量刑情节的犯罪从轻发落。例如，对一些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在立法上排除在犯罪范围之外或者在司法上不按犯罪来追究和处理，这是“宽”中该轻而轻，体现了刑法内在的公平正义的要求；另外就是虽然犯罪行为性质比较恶劣，但具有法律所规定的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这是“宽”中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

“济”讲究的是“宽”与“严”的相互协调、相互依附的联系。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宽”也就无所谓的“严”，当然无“严”也就没有所谓的“宽”。“宽严相济”是以宽济严，也就是通过宽以体现严；“宽严相济”同时也是以严济宽，也就是通过严以体现宽。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就是区分不同犯罪主观恶性以及客观危害大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同时注意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例如，对轻微犯罪从宽也不意味着是一概从轻、不予追究，对于屡教不改的累犯、惯犯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当按照刑法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严重犯罪从重也不意味着一概严惩不贷，一概不加区别地适用最重之刑，对某些犯罪分子，所犯罪行虽然极其严重应当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但念在其为初犯、偶犯，具有坦白或自首、立功等从轻情节，在从重处罚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宽大的一面，使犯罪分子在受到严厉刑罚感受到刑法的公正和体恤，这也体现了我国刑法中最重要的两条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

众所周知，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以及司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立法、司法的灵魂，它对刑事法治建设有重要的指导重要。在抵制犯罪中，究竟采用何种刑事政策不仅决定着刑事法律制度的构建，还影响着现实司法实践。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各方面利益冲突比较突出，与此同时犯罪数量也经历了激增的过程，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刑事案件的急剧增加，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型犯罪层出不穷，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司法机关先后进行了几次“严打”斗争，强调从严从快地惩治犯罪，虽然达到了沉重打击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目的，但在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所谓“乱世用重典”，对于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严打”是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如今处于政通人和的“盛世”，而盛世强调的是“政简刑轻”，据《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刑轻国，用轻典；刑常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因此，最高院、最高检人大报告中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与我国目前盛世的特征相符的。

从刑罚学的角度来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适应和反映了我国刑罚理念的进步。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富悬殊，利益主体多元化，因而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也呈现出高发的态势，犯罪数量也经历了激增的过程，面对刑事案件的急剧增加，社会对犯罪最初和本能的反应是惊恐、不知所措，认为犯罪是社会的恶瘤，必须严厉地加以铲除。而随着理论的进步和司法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逐渐达成共识即对违法犯罪行为一味地强调从严从重处理并不能达到抑制犯罪的预期效果。分析我国当前社会犯罪特征可以看出如今的犯罪现象与过去几十年前的犯罪有着显著的区别就是过去强调敌我斗争、阶级矛盾，因此打击犯罪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而现今绝大多数犯罪是由于对财产的过度追求以及社会不能提供更多获得财产的合法途径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还有些犯罪是由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因素导致的。对于这些犯罪人，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采用对敌斗争的方式，而因从宽从轻处理，这也正符合了中国传统的“冤家宜解不宜结”的精神。事实已经证明，一味地强调严刑重罚是解决不了当前存在的犯罪问题的，我们应当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不同的犯罪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才能尽可能地将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

在案件侦查阶段，要慎用、少用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种措施，这五种强制措施无论轻重，也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近亲好友来说，对他们的身心都会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特别是“拘传、拘留和逮捕”三种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将会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不可弥补的影响。对主观恶性较小，又能主动认罪，积极配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在坚持原则且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尽量不使用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实行非羁押侦查；对于那些情节较重，态度顽固，没有悔改表现，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的犯罪嫌疑人一定要不吝于采用拘留、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从而达到震慑犯罪，有利于侦查工作开展，维护正义目的；对于一开始百般抵赖、顽固抗拒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教育转变态度，已经认罪，积极配合侦查工作的犯罪嫌疑人也可及时改变强制措施，在不羁押的状态下完成侦查工作。

在侦查终结阶段，要正确运用移送起诉和移送不诉措施。对于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又真诚悔过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充分运用移送不诉的处理办法，对于罪行虽然较重，但能投案自首或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也可移送不诉。对于应当移送起诉的，也要本着对事实负责的态度，如实在起诉意见书上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认罪态度，对于有自首，立功等依法减轻从轻的情节，一五一十具体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