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行为论与犯罪论关系论纲思维导图

第一，行为论就是犯罪论的关系形态。在这种关系形态中，行为论中包含了犯罪认定所需要的所有要素，于是，行为是否存在的判断同时也是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

第二，犯罪论从行为论中分离的关系形态。在这种关系形态中，犯罪论逐渐从行为论中分离出来，犯罪论以行为的属性（类型性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和可罚性等）为中心展开，也就是说犯罪论成了行为属性论，而行为论则成了“裸的行为论”。

一般认为，在中国刑法学中，犯罪构成就是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1）犯罪构成是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这些要件可以划分为犯罪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主观方面要件等，这些要件的有机统一就形成了某种罪的犯罪构成。（2）任何一种犯罪都可以通过许多事实特征来说明，但并非每一个事实特征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那些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3）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诸要件，是由刑法加以规定或者包含。换言之，决定行为成立犯罪的要件必须是法律规定的事实特征。

说某种行为构成犯罪，就是说它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或者所包含的所有构成要件。根据刑法，任何一个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

由上可见，在中国刑法学中，行为论与犯罪论的关系属于第一种关系形态即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就是行为论的形态，那么，在这种形态中是否有必要分离出独立的行为论？

笔者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从行为论和犯罪论的关系上具有以下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有必要区分行为论与犯罪论。

第一，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出发点是行为。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从行为开始的，由于这个行为是前法律的存在，因此在行为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之间就需要罪刑法定原则来连接，但是最初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是不承认罪刑法定原则的，这就导致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不是建构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因此难以实现犯罪理论的人权保障机能。也就是说，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以行为基础，但不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中介，因此，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难以实现人权保障的机能。

第二，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以行为构成为基础来构建的。正如行为可以划分为行为的主体、行为的客体、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客观方面等几个要素一样，与此相对应，犯罪构成也同样可以划分为犯罪主体要件、犯罪客体要件、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和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由于行为构成与犯罪构成是辩证统一的存在，因而在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进行行为存在判断的同时也在法律|教育/网进行行为性质的判断即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行为只要并且只有符合犯罪构成才能构成犯罪。这样，犯罪构成理论就成了行为成立和犯罪成立的共同标准，但是，对于行为的判断是事实判断即行为是否存在的判断，而对于犯罪的判断则是价值判断即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判断，如果犯罪构成理论是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于一体，那么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判断。

第四，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以辩证法为基础构建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哲学思考方法，对于行为和犯罪的把握也是全面的，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将这种哲学思考的方法直接就适用于刑法学的研究，因为犯罪论是一个对操作性要求很强的理论体系，而作为哲学思考方法的辩证法却是很难“操作”的，很容易陷入主观、直觉主义的境地。

在日本刑法学中，行为论与犯罪论的关系属于第二种形态即行为论与犯罪论是分别独立存在的。行为论的问题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行为论与犯罪论的关系问题；第二，刑法中行为的本质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和上述中国的行为论问题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主要从第二个问题人手，对本质论意义上的行为论进行考察，从中找寻独立存在的行为论不被重视的原因。在日本刑法学中，行为论经历了从因果行为论、社会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到人格行为论的发展过程。

因果行为论（kausale Handlungslehre）（又称为自然主义行为论）认为行为是基于意思而被惹起的因果的、物理的外界变动。这种行为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有意性。第二，知觉可能性（有体性）。在因果行为论又可以分为两个分支：第一，自然主义的因果行为论，如日本的平野龙一就是持这种观点，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将作为保安处分对象的行为也包括在行为概念之中，第二，有意的行为论，这种因果行为论是德国和日本的因果行为论的通说。

社会行为论（soziale Handlungslehre）是19世纪30年代由德国的埃伯哈特。施密特（Eberhard Schmidt）提出，主要是从人的行为在社会中具有什么意义的角度来理解行为。该理论认为为了使不作为在行为概念中具有适当的位置就不能从因果的、物理的意义上来理解行为而必须从社会的意义上来把握行为。根据对意思支配可能性的理解不同，社会行为论又可以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为了将忘却犯也包括进行为概念中，承认意思支配可能性是行为概念的要素，第二，为了将物理强制下的动作和下意识的反应等从行为概念中排除，不承认意思支配可能性是行为概念的要素。

目的行为论（finale Handlungslehre）主要是从人的行为是追求目的活动的角度来理解行为。这个行为理论认为应该将人类行为的本质理解为是追求目的的活动，因此意思内容被不可避免地包括在行为中，目的就是行为的核心。

人格行为论（personliche Handlungslehre）主要从行为是人格的主体现实化的角度来理解行为，认为行为是能够表现行为人人格的主体现实化的身体动静。

其实以上的这些行为论都是围绕着行为的本质展开的，这些行为论按照德国刑法学家迈霍菲尔（ W. Maihofer）的说法应该实现以下的几个机能，即行为概念应该具有的基本要素机能（Grun-delement ） ，联系机能（Verbindungselement）和限界机能（Grenzfunktion） .笔者认为在上述的行为论的三个机能中，难以区分基本要素的机能与结合要素的机能，这两种机能的划分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不具有实践的意义，因此，应该把这两种机能合并为统一要素的机能即理论上作为犯罪论体系构建基础的机能；与此相对，行为的限界机能却是实现人权保障的实践的、现实的机能。也就是说，行为论应该具有两个层面的机能：第一层面是理论层面的机能即作为犯罪论体系构建基础的机能，第二层面是实践层面的机能即实现人权保障的机能。上述四种行为论都无法完全实现行为论应该具有的理论和实践这两个层面的机能：一方面，无法实现行为论的理论的机能即作为犯罪论体系基础的机能，也就是上述的作为基本要素或者结合要素的机能；另一方面，无法实现行为论的实践的机能即人权保障的机能，也就是上述的作为限界的机能。

笔者认为现在日本刑法学中行为论的体系地位低下、无人问津，其原因之一就是现存的行为论无法实现它作为行为论应该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机能，这也是行为论本身的根本缺陷。现在日本刑法学理论中支配的见解是将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来看待的，这种见解试图把行为论本来应该具有但却无法实现的人权保障机能通过构成要件来实现，通过构成要件论来回避行为论问题。但是，法律|教育/网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回避并没有能够真正地解决问题，因为想要通过构成要件来实现人权保障的机能其实是无法实现的。如前所述，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史其实是构成要件理论的崩坏史，构成要件理论之所以崩坏就是因为它无法实现人权保障机能，构成要件是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对法条文解释的结果而不是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或者人权保障的实现依靠的是刑法条文而并非构成要件。因此，在日本刑法学中为了实现行为论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必要重新考察行为论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中国刑法学中，行为论与犯罪论是一体化的存在，这种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综合性的犯罪构成理论难以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为了实现犯罪构成理论的人权保障机能，行为论要解决的是如何分离行为论与犯罪论，使行为存在论与行为属性论相互独立的间题；而在日本刑法学中，虽然行为论与犯罪论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但是行为论难以实现它本应具有的理论和实践功能，因此行为论要解决的是如何建构能够实现两个层面机能的行为理论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尝试从中日犯罪论体系互补的角度来进行解决。

第一，相对于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以前法律的行为为出发点，日本的犯罪论体系是以法律为出发点的，当然日本刑法学中以法律为出发点的犯罪论体系（如后所述）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是这种犯罪论体系却恰恰克服了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不是以法律为出发点的根本缺陷。

第三，日本的犯罪论体系是对行为进行横向分析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不同，日本的犯罪论体系首先就将行为作为总体看待，然后对行为的各个属性进行有层次的分析和评价。也就是说，首先将行为的存在与行为的属性相分离，即行为论与犯罪论分离，然后将行为的属性论又分为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等几个层次。这种横向的对行为进行分析的方法恰恰可以和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纵向的、综合的方法形成互补。

第四，日本犯罪论体系是一个实证的、机能的犯，罪论体系。首先，日本的犯罪论体系是一个实证的理论体系，日本的犯罪论体系是在刑法规定的基础上为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原则以及责任原则的机能而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这个犯罪论体系按照从客观到主观、从行为到行为人、从形式到实质的层层推进的逻辑来构建，每一个阶段或者环节都有明确的任务与目标。其次，这个犯罪论体系是以刑事司法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个犯罪论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并且犯罪论体系的发展也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可操作性而展开，这也恰恰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中国犯罪构成理论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