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突击花钱极易导致行政机关内部腐败思维导图

近日，辽宁省抚顺市政府采购网发布招标公告，其中采购的U盘一项指定为“苹果iPodTouch4(32G)”，报价为2398元，而苹果iPodTouch4的主要功能是视听、游戏等娱乐功能。

抚顺市此番采购引来社会质疑。有评论人士认为，此举并不是“苹果”跌价，而是政府埋单太凶猛。更有专家表示，抚顺市的此次采购，与年底突击花钱不无关系。

不久前，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11月全国财政收入5840.69亿元，同比增加811.39亿元，增长16.1%，但11月财政支出10599.64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249.71亿元，大幅增长66.9%。

一个月财政支出暴涨66.9%，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年底突击花钱的担忧。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表示，这已经是老问题，因为预算拨款与使用时间“错位”的体制一直没有变化。

年底突击花钱愈演愈烈

钱太多了用不完，听上去荒诞，却自有其合理的一面。

继曹云金宣布将在北展莫斯科餐厅举办新年“天价相声”晚会后，李菁、何云伟也宣布将于12月24日和12月31日举行两场相声晚会，最高票价分别为3888元和6888元。郭德纲、于谦和去年一样，将在“平安夜”带领德云社弟子演出，最高票价依旧是8880元。

如此天价相声都是谁在听？北京市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他手头已有四五张郭德纲的相声票，都是靠前的位置。

“单位发的。反正年底预算有结余，又不能直接发现金，发几张相声票也算慰问一下职工了。”这名工作人员说。

“钱得用完啊。”一名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则向记者这样感叹，钱不用完会影响明年的拨款，上级领导也会施加压力。

“领导在公开场合也会强调节约，但私下都会督促下属部门单位尽快完成年度预算开支。对于一个地区和单位而言，倘若在年底前不能花掉所有的经费，那么在下一年度争取经费时，‘叫价’就会底气不足。”这名负责人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某事业单位曾在年底向下属部门发出“紧急通知”，称如果达不到预算执行的要求，上级部门将会相应核减下年度预算规模。

令人忧虑的是，有业内人士指出，一场年底花钱的“大跃进”，极易成为贪污腐化的温床。

“到了年底，各种总结会、庆功会、表彰会接连召开；平日不敢动工的楼堂馆所趁机上马，平时不敢购置的超标轿车也可照买不误。这些突击式花钱，免不了给少数人提供可乘之机。比如在‘跑部进钱’的过程中，少不了‘孝敬’实权官员，一些楼堂馆所开工，也少不了给上级审批部门送钱。”一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士向记者感叹。

“年底突击花钱，行政成本很可能被无度使用，实际上很容易造成行政机关内部的腐败。因为留存了大量资金，有些人就想方设法把行政经费变成个人经费或者是小集体的经费来用，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政府法治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分析说。

监督乏力洞开突击花钱之门

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鼓励“年终突击花钱”？

杨志勇分析认为，12月份公职部门集中花钱问题的出现与现行政府预算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每年3月份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中央财政预算才能得到批准。而在批准之前，新增项目支出基本上是不安排的。大量新增项目支出只能在预算批复下达之后才开始。现实中，由于支出需要一个过程，新增项目支出很容易拖到下半年才能得到执行。这样，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财政支出规模偏大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杨志勇说。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一些支出是据实结算的，如粮油物资储备管理支出，是在年终前按实际工作量进行清算并拨付资金。这种支出很自然地要转移到12月份。一些项目以收定支，如车辆购置税支出的拨付，执行中适度预拨，年终前统筹安排并办理资金拨付，对财政支出进度也会产生影响。”杨志勇说。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质疑说，如果认为预算拨款和使用时间“错位”是造成年底突击花钱的客观原因，这个理由不太充分。

“就算预算安排在3月份的人大会议后批准下达，在剩下不到9个月的时间内，把加大的预算执行任务，均衡地摊到每个月来执行，是完全可以控制和做到的，不至于财政支出在11月突然增加66.9%。”这位学者说。

一位来自审计部门的负责人则向记者分析，从审计的实践来看，预算执行进度前低后高，不够均衡，根源恐怕还在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合理，“对何时执行什么项目、执行多少预算额度的刚性约束不强，导致多出来的预算额度无法花完，只好突击花掉”。

“我国的预算编制、管理、审批、执行、监督职能‘链条’，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坐守阵地，属于‘流水作业’。发改委、财政部门负责计划和财政预算草案的编制，人大财经委或财政编制委员会负责草案的审批，然后交发改委、财政部门负责编制的执行，审计部门负责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结果，这几个部门都与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有一定的影响关系，其中，发改委、财政部门和人大的责任相对最大。”审计部门的这位负责人说。

王敬波认为，目前在财政经费的监督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哪些钱该用、哪些钱不该用等问题上，没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监督体系。现在虽然有审计监督，但是审计监督有时候很难对行政机关的经费该不该花、花到什么程度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钱是不该花的，但一些行政机关在年底突击的时候也会花出去，这说明整个财政经费的监督还不完善、不够有力。”王敬波认为，近年来我国行政成本的迅速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为年底突击花钱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大开方便之门的作用。

治突击花钱须公开预算

有网友坦言，年年突击花钱，年年喊打，但却总给人“干打雷不下雨”的感觉。

尽管有关部门每年都表示要坚决制止年底乱花钱，但《法制日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没有任何地方或部门因为年底花钱违规受到处罚。

“目前，在保障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设置各个关键控制环节上，千秋各异，利弊交织。只靠预算编制部门一家‘单打独斗’显然不现实。应该看到，现在缺少的并不是力量和资源，而是有效配置、利用所产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立足现有体制，整合与预算编制管理、执行、审批、监督有关的职能部门，形成‘五指并拢，握紧拳头’之势。”上述不愿具名的审计部门负责人说。

“要改变‘突击花钱’的局面，从根本来看，需要恢复政府预算的本义，使得预算的批复能在预算年度开始之前完成。这样，新增项目支出从预算年度开始就可以进行。对于中央层面而言，这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全国人大开会时间提前到前一年的10月份。全国人大批准政府预算之后，财政部门和政府其他各部门有充分的时间在预算年度开始之前就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第二是调整预算年度。现行预算年度是公历年度。可考虑将预算年度调整为从每年的4月1日到第二年的3月31日。这样，即使全国人大会期没有改变，中央预算也可能在预算年度开始之前就得到批准。”杨志勇说。

王敬波则认为，预算公开才是治本之道。

“我们一直在强调预算公开。实际上，目前整个体制的监督很乏力，而且体制内很多都是内部自我监督，很难控制得好。如果把不同的行政机关的行政经费都公开，就会把行政成本运作的控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王敬波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两个部门的工作性质类似或者工作职能相当，但是这两个部门在人均的行政运行成本中差距非常大，就会引起公众的关注，相信这也能给行政部门构成一种外部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