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赔法能否倒逼刑案精神赔偿思维导图

精神损害赔偿在中国法律传统中原本并无渊源。1987年制定的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在民法上的发端。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侵犯人格权和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做了具体规定。自此，民事领域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大量出现，民事侵权案件受害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索赔，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

然而，在刑事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中，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却迟迟不能获得法律支持，由此形成了一个奇怪而尴尬的局面：假如一个普通人辱骂另一个普通人(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前者需要对后者做出精神损害赔偿；假如一个普通人殴打了另一个普通人(刑事案件)，或者国家“殴打”了普通公民(如警察对公民刑讯逼供)，尽管造成的精神损害更加严重，施害者却无需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如此“刑民倒挂”、“国民倒挂”，从情理和法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对保障公民权利是一个明显的障碍。

现在，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上述奇怪而尴尬的局面将有所改变。一方面，由于行政案件相当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国家赔偿法就行政赔偿(相当于“国家民事赔偿”)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造成精神损害，须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由此前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带动、“倒逼”而成。另一方面，既然国家赔偿法就刑事赔偿(相当于“国家刑事赔偿”)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公检法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造成精神损害，须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此规定的带动、“倒逼”之下，法律下一步应当就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做出规定。

这就是说，普通人“骂人”(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国家“骂人”(行政案件，相当于“国家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也要承担精神赔偿责任；国家“打人”(“国家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普通人“打人”(刑事案件)造成了精神损害，也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民事案件精神赔偿、国家赔偿案件精神赔偿相继入法之后，刑事案件精神赔偿也需要尽快入法，才能全面实现“侵权须赔偿，侵害精神权利须做出精神赔偿”，宪法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才能进一步落实为“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精神权利”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