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博”克服城市病的法治之道思维导图

城市承载着无数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城市。然而人口激增、环境恶化、交通混乱、资源短缺等“城市病”日益加剧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刚刚闭幕的上海世博会，为寻求破解城市病，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而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以人类的智慧描绘了一幅理想中城市化的美好未来。在本届世博会上，环保、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都关注和凸显的主题。

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关于城市的想象，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在《明天的花园城市》一书中，希望城市能够像花园一样美丽宜人；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泰尔提出了“信息化城市”的概念；今天，环保、低碳又成为上海世博会各城市案例馆最有吸引力的想象。不过，上述预测和设计都是侧重从生态的角度、从技术层面去探讨城市的未来。而城市为谁而建、为何而建这个实质问题往往被忽视了。如果城市的发展没有更多地从人的角度、把人当作目的来考虑，没有把城市的发展动力内化为人的需求，“城市病”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即使是再先进的环保科技也只是治末不治本、杯水车薪而已。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重大命题。

实践人本理念，根治城市病，绝对离不开城市法治化，法律是组织和规制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法治化与城市化是发展伴生的，是世界城市新一轮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像上海这样发展中的国际化大都市，法治精神应当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城市治理的不二选择。在上海世博会举办过程中，中国政府秉承“依法办博”理念，依照国际规则的要求编制了上海世博会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制定和修改了与办博紧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志愿者服务、控烟、市容环卫、旅游、消防等诸多方面，大大提升了城市管理和文明水平。目前，上海已经就“世博立法”等开展了跟踪评估工作，以其带来的经验和启示持续推进后世博时代城市法治化建设。

在城市法治中，城市规划立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较早，在城市规划立法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例如，美国实行生态保护的分区制，通过联邦法、各州法律以及地方立法实现了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加拿大注重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相结合，该国的《区域正式的政策规划》集中体现了城市规划整合化的特点；澳大利亚实施的《新南威尔士州环境规划和评价法》则突出强调了环境因素在所有规划目标中处于优先地位，将环境质量作为土地利用规划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日本，由于人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有关城市生态化建设方面的法律体系十分完备。《城市规划法》是其中的母法，其他与城市道路、市政、公园、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相关的法律有200多个，有效地规范着日本的城市建设，起到良好效果。

许多先进国家的经验都表明，立法先行，运用法律的强制约束力，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的矛盾，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与世界大城市相比，我国大城市在硬件建设上已做到了某种程度的“形似”，但在软件建设尤其是在城市法治化方面仍存在不小差距。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立法，明确《城市规划法》在城市法治中的核心地位，协调与土地、农村规划、自然保护、市政、交通、文物保护等相关法律的关系；城市建设应力求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相统一，优化产业结构和街区布局，在完善城市社会经济功能的同时，努力改变生态功能脆弱的状况；要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发挥城市规划法对城市土地及空间资源的调控作用；拓宽市民参与城市规划的机制和渠道，提高市民文明意识和社会法治氛围等等。

从人本价值理念出发，城市规划立法还应当遵守利益平衡和社会公平的原则，寻求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最佳平衡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开发的市场化加剧，城市规划中经济利益被置于突出重要的位置，而社会整体利益没有被重视，弱势群体的基本住宅权得不到保障，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没有公平地惠及广大城市居民。城市规划立法应着力加以改变，努力实现社会公正，缓解由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对人们的居住方式、活动空间以及心理的负面影响。

通过城市法治化建设，我们期盼未来的城市可以这样来描述：步行者可以在城市自由行走，而不被宽阔车道和高架道路所阻碍；邻里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而不是冷漠无情、老死不相往来；市民们能够自由发表意见和参与城市管理，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享受丰富文化生活；历史记忆得以完好地保存、各种文化共存共荣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根治城市病，造就健康美好的城市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