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上篇：微观机制-第四章-第二节*思维导图

主要手段还是廉价土地、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

2011年初，尚德规模已经不小，但无锡政府又提出“5年内再造一个尚德”，划拨几百亩土地，鼓励尚德再造一个5万人的工厂，并帮助其获得银行贷款。

2011年，赛维已经成了新余财政的第一贡献大户，创造就业岗位2万个，纳税14亿元，相当于当年新余财政总收入的12%。

因为其发电成本远高于火电和水电，国内消费不起。

2011年的光伏出口中，57%出口欧洲，15%出口美国。

虽然国内从2009年起也陆续引入了一些扶持和补贴政策（如“金太阳工程”），补贴光伏装机，但总量并不大。2010年，国内市场只占我国光伏企业销量的6%。

欧洲的补贴尤其慷慨。

2009年到2011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欧洲各国大幅削减光伏补贴。

同时，为应对我国企业的冲击，美国和欧盟从2011年底开始陆续对我国企业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关税飙升。

这一时期我国专门针对光伏的补贴总量很有限，大部分补贴不过都是地方招商引资中的常规操作，比如土地优惠和贷款贴息，并非具体针对光伏。

只有光伏产业集聚的江苏省在2009年率先推出了与德国类似的“标杆电价”补贴，确定2009年光伏电站入网电价为每度2.15元，远高于每度约0.4元的煤电上网电价。

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双反”调查前几年，我国光伏企业已经在急速扩张中积累了大量产能和债务，如今出口需求锐减，大量企业开始破产倒闭，包括曾经风光无限的尚德和赛维，光伏产业进入寒冬。

在这种背景之下，光伏的主要市场开始逐渐向国内转移。

具体来说，是把全国分为三类资源区，Ⅰ类是西北光照强的地区，Ⅱ类是中西部，Ⅲ类是东部，每度电上网电价分别定为0.9/0.98/1元。与当时煤电的平均上网电价约0.4元相比，相当于每度电补贴0.6元。

在资金来源方面，是向电力终端用户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上缴中央国库，进入“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除中央的电价补贴之外，很多省市也有地方电价补贴。

2016—2017年，我国两次调低三类地区的“标杆电价”至每度电0.65/0.75/0.85元，下降幅度达到28%/23%/15%。

实际上，企业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幅远快于补贴降幅，同期光伏组件价格每年的下降幅度均超过30%，所以投资光伏电站有利可图，装机规模因此快速上升。

2016—2017年两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73%，而光伏装机量占全球的51%，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产地，也成了最大的市场。

装机量的急速上涨造成了补贴资金严重不足，拖欠补贴现象严重。

如果把对风电的欠补也算上的话，2018年6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拖欠总额达到1200亿元。

很多光伏电站建在阳光充足且地价便宜的西部，但当地人口密度低、经济欠发达，用电量不足，消纳不了这么多电。

2018年5月31号“531新政”出台，大幅降低了补贴电价，也大幅缩减了享有补贴的新增装机总量，超过这个量的新增装机，不再能享受补贴指标。

这个政策立即产生了巨大的行业冲击，影响不亚于当年欧美的“双反”。

2019年，我国开始逐步退出固定电价的补贴方式，实行市场竞价。

2020年，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股价飞涨，反映了市场对光伏技术未来的乐观预期。

2018年9月，欧盟取消了对我国企业长达五六年的“双反”措施，光伏贸易恢复正常。

欧盟的“双反”并未能挽救欧洲企业，除了在最上游的硅料环节，大多欧洲企业已经退出光伏产业。

就拿十几年前的光伏来说，度电成本是煤电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若只靠市场和价格机制，没人会用光伏。

实验技术再突破，若没有全产业链的工业化量产和技术创新，就不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下降。

研发和创新从来不只是象牙塔里的活动，离不开现实市场，也离不开边干边学的企业。

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增加其成本，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

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

第一种办法明显不够经济，因为在新能源发展早期，传统能源占据九成以上的市场，且成本低廉，对其征收重税会大大加重税收负担，造成巨大扭曲。

以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补贴新能源，加速其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待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成本逼近传统能源之后，再逐渐降低补贴，同时对传统能源征税，加速其退出。

中国在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时，面临的是一个“三头在外”的局面：需求和市场来自海外，关键技术和设备来自海外，关键原材料也来自海外。

但由于最终市场在海外，所以一旦遭遇欧美“双反”，就从需求端打击了全行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

企业不是“人”，不会在“死”后一了百了，积累的技术、人才、行业知识和经验，并不会随企业破产而消失。

因为整条产业链都在国内，所以同行沟通成本更低，开始出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和协同创新，各环节共同优化，加速了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

我国企业当年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和渠道优势，现在又成了它们竞争优势的一部分。

欧美光伏企业的失败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是补贴也好、贸易保护也罢，政策最多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一些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但政府不能帮助企业克服最大的不确定性，

但这个逻辑不能构成反对所有产业政策的理由。

从光伏产业的发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东亚产业政策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强调出口。

如果没有稳定的国内市场，可再生能源光伏产业就不可能有如今的蓬勃发展

但另一方面，若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阻碍落后企业破产，就会阻碍优胜劣汰和效率提升，加剧产能过剩的负面影响。

因为投资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自由市场选择的投资水平不可能恰好适应未来需求。

尤其产业投资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没下注的还可以驻足观望，但下了注的往往难以收手，所以投资水平常常不是过少就是过多。

若市场乐观情绪弥漫，投资者往往一拥而上，导致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跌，淘汰一批企业，而价格下跌可能刺激新一轮需求上升，引发新的过剩投资。

这种供需动态匹配和调整过程中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比如大家都知道中国老百姓有钱之后会买冰箱、彩电、洗衣机，需求巨大，也能引进现成的生产技术，而国内产能还没发展起来，人人都有机会，所以投资一拥而上。

虽然企业不能完全预料建成投产后的市场需求，但投产后市场若有变化，总是有办法通过调整产量去适应。

但如果当下不开工建设，很多机会和资源就拱手让人了，所以要“大干快上”。

哪怕本地条件不够，也可能投资到中央指定的方向上，这也是会引发各地重复投资的因素之一。

“工业化”最核心的一环是把农民变成工人，这不仅仅是工作的转变，也是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彻底转变。

这个转变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学习和培训，而这种学习和培训只能在工厂中完成。

在乡镇企业兴起的年代，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尚未形成，各地都在政府扶持下重复建设各种小工厂，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都很低。

从这个角度看，“工厂”承担了类似“学校”的教育功能，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应当予以扶持和补贴。

蜂拥而上的低水平产能让“价格战”成为我国很多产品的竞争常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本创新”是本土创新的主流。

正因如此，很多国产货都经历了所谓“山寨+价格战”的阶段。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谁也看不清，自由市场上，失败也比成功多得多。

能保持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与只扶持特定企业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

若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哪怕是低效率的“僵尸企业”也要不断输血和挽救，做不到“劣汰”，竞争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尤其是，我国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大项目”偏好，会刺激企业扩张投资。

地方政府屡次注入资金，并动员包括国开行在内的数家银行以各种方式救助，结果却越陷越深。

第一是政策本身要设计退出机制。

第二是低效企业破产退出的渠道要顺畅。

一方面，债权银行不愿走破产程序，因为会暴露不良贷款，无法再掩盖风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不愿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走破产程序，否则职工安置和民间借贷等一系列矛盾会公开化。

同样是光伏企业，无锡尚德和上海超日的破产重整就更加市场化，债权人的受偿率要比江西赛维高很多，这两个案例均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了“2016年十大破产重整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