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出版社改革经验思维导图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恢复成立，从1979年开始陆续成立了一大批大学出版社，到1986年7月第一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为止，全国已有大学出版社66家，基本涵盖了综合、哲学社会科学、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高校，也覆盖到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地区。大学出版社的数量增长和在整个出版社比重的增长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但由于创办试点短，缺乏经验，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可供遵循，各个大学对出版社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一定的随意性，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制定相关的文件对高校出版社进行规范，使之有章可循。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7月，在中宣部的指导下，由当时的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制定的《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性质、出版方针和任务、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办社条件和经营管理以及组织领导等作了明确规定，确定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

第一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及其制定的《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虽然明确了高校出版社的定位、性质、任务等等，但由于很多高校出版社刚刚成立，还处在初创阶段，边学习、边建设、边出书，对市场运作的规律不熟悉，对图书出版和运作的规律也处于初学阶段。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加速进行，整个图书市场正在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与整个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相适应，高校出版社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8年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召开了全国高校出版社第二次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高等学校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在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主要有：第一，提出逐步实行和完善社长负责制，适当下放版社权限。选题权下放;出版社制定选题计划，按规定程序申报;社长由校长任免;社长提名副社长和正副总编辑，由学校任命;社内机构的设置和各科室负责人，由社长确定和任免，报学校备案。1995年第四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后，国家教委专门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社长负责制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了高校出版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是出版社的法人代表，对出版社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负责。同时对高校出版社社长的任职条件、职责、奖励和处罚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使社长负责制有章可依。第二，在运行机制上，《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原来的体制，提高竞争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实现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做到学术性与生产经营性的结合。第三，在经营机制上，《若干意见》指出，高校出版社是学校的教育事业单位，其财务由学校统一管理和核算，有条件的可以单独核算，内部采取企业管理的某些办法，其收益除用于自身建设和出版教材、学术著作的亏损补贴外，收益较多的出版社可以上交学校一部分。可以看出，当时还没有达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程度，只是说采取“企业管理的某些办法”。但《若干意见》在经营机制的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如提出“要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敢于拉开差距”，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向学校经营承包，承包要有提高社会效益的要求。在“增强出版社的经营机制”的部分，提出了出版社要努力加强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出版社可以按照规定适当开展多种经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若干意见》还提出要开辟多种渠道，扩大生产能力，开展对外合作出版业务，建立外向型出版基地等举措。在这个文件精神指导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出版社先后实行了承包制，如编辑部门承包、社长承包等形式，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承包制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出版社探索建立以提高出版物质量为中心的目标责任制，以此深化内部经营体制改革。第四，在发行体制上，开辟多种渠道，增强发行能力。在1986年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不久，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局采取联合或单独发文的形式，明确高校出版社的图书发行工作要坚持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营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等改革方案;高校出版社可以自办发行;各高校出版社出版的自编教材可以编印联合征订目录，进行广泛宣传征订;设立高校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服务中心，在各地建立图书代办站，负责大学出版社自编教材、学术著作和其他教学用书的发行工作。

可以看出，在上述文件中，对大学出版社的定性一直是把它作为学校的教育事业单位来看待。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对高校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是在199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所属出版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二条提出“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在学校内部实行企业管理，独立核算”。在第四条提出“出版社是高等学为他们早已经进行了改革。例如，外研社和人大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提出要变“三铁”为“四能”，即“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不拘一格选拔和任用有才能的干部，不论年龄、工龄及所有制形式，只要有才能、能干成事，都可以提拔任用。在劳动制度改革方面，实行全员聘

任制，竞争上岗、以岗定职，引进人员考核机制，强化考核，坚持好中选优、优胜劣汰。彻底打破大锅饭，建立了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分配机制，做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全社的奖励向关键岗位和具有创造性的岗位倾斜。这些措施既肯定了个人才能又考虑到个人的实际贡献，起到了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催人向上的作用。

大学出版社较早进行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探索，早在1995年第四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期间，韦钰代表国家教委所作的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高校出版社要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明确提出了走内涵式为主的集团化发展道路，他们还把内涵发展和外延扩展相结合，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在一些出版和市场资源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自己的发行分支机构，这些改革举措都对大学出版社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大学出版社从初创时单纯的教育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模式对促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新体制，要参与国际出版产业的竞争，首先就必须解决市场竞争主体问题。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二级事业单位是不可能成为具有很强竞争能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因此，如果说它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还可以有较大发展空间的话，那么在一个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发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既非事业也非企业的运行机制也走到了尽头，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到了一个“拐点”。

2007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制定了《关于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做出了明确规定。随后在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了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8家大学出版社转制为企业，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实行新的事业单位体制，简称“18+1”改革试点。在2007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对高校出版社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又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会议决定，试点转制工作到2007年底全部完成，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办法。从此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进入到一个新的转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