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权制度分析思维导图

如前所述，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撤销权亦即债权人的撤销权。《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法律赋予了债权人的撤销权制度，它使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延伸至其他非合同关系人，从而形成了权利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便可有条件的干涉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样使债权的法定权能得到有力的补充，体现了债的对外效力，增加了权利人的选择性权利，从而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反映了私法诚实信用与公平的原则。

事实上，我国民法早已对撤销权的内涵作了扩充解释，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债权人撤销权的范畴。对此，两大法系也均有相关的规定。比如受欺诈、胁迫方的撤销权，《德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 “(1)因被欺诈或者被不法胁迫而作出意思表示的，表意人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2)欺诈系由第三人所为的，对于另一方所作的意思表示，只有当另一方明知或者可知欺诈事实时，始得撤销。应向其作出意思表示的相对人以外的人，因意思表示而直接取得权利时，只有当权利取得人明知或者可知欺诈事实时，始得撤销该意思表示。”《日本民法典》第九十六条规定：“由于欺诈或胁迫而做的意思表示，得予撤销。”而英美法系对欺诈、胁迫行为也采撤销主义，如该法系唯一的成文的合同法典《印度契约法》第十九条规定：“对于一项协议的应允是由于胁迫、不适当的影响、欺骗或伪报所促成的，该协议为按照由此而促成应允的一方的选择可以撤销的一项契约。”我国民法对撤销权制度的广义理解与适用散见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之中：

从立法原意上理解，重大误解是指权利人(或表意人)主观上的过失造成的，这样便享有撤销的权利，反之权利人若出于过意，则可能构成欺诈，使得相对方可能享有受欺诈方的撤销权，表意人根本不能形成重大误解。而显失公平只要求民事行为的内容不公平，至于其原因则在所不问。一般情况下显失公平是由于权利人没有经验或者情况紧迫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至于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只要求民事行为产生的原因如是即可构成撤销。

需要注意的是，受欺诈、胁迫以及被乘人之危方的行为《民法通则》将其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而《合同法》将其规定为除损害国家利益的外，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权利人即受害方有选择民事行为效力的权利，可以保持其继续有效，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民事行为而归于无效，进一步体现了缔约自愿的民法基本原则。

对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有的国家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如英国、日本;有的国家则采用概括列举的立法模式，如德国。我国破产法系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的下列行为无效：(一)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二)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三)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五)放弃自己的债权。破产企业有前款所列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追回的财产，并入破产财产。” 破产撤销权实质上是属于债权人的撤销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延伸适用，具有使债务人或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行为恢复到未发生之前的状态，有力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破产法本属商法法律部门，但我国系“民商合一”的国家，因此笔者将其列入民法法律部门。

上述撤销权制度的设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权利人即不利益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民法的契约自由、公平与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充分贯彻了现代司法理念公正、平等的精神。

上述各种撤销权制度因其设立的侧重点不同，故其性质也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对于同一种撤销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也颇有争议。比如，对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性质，学说上就一直众说纷纭。请求权说认为，债权人的撤销权为对于因债务人的行为而受利益的第三人直接请求返还的债权，这为德国民法通说。形成权说认为，债权人的撤销权的效力在于依债权人的意思而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溯及地消灭。折衷说认为，债权人的撤销权兼具请求权与形成权的性质，这为法国民法的通说。责任说认为，债权人并不需请求受益人返还利益，而是将其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请求法院径直对之强制执行。[2]上述各种观点，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撤销权亦即债权人的撤销权的性质进行定性，都有其合理的理论依据。但是，若从我国整个民事撤销权立法制度而言，探求该种权利共有的法律属性，笔者认为，这种共有的法律属性实质上说明撤销权就是一种形成权。因为行为人即权利主体只要基于法定事由，依单方意思表示就能引起己方与他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溯及地变更、消灭，而并不需要其它法律规范的介入。但需注意，形成权与请求权亦有密切关系，即形成权的行使常是主张债权(或物权)请求权的前提条件。[3]因为相对人怠于要求第三人返还利益时，权利人仍需主张代位权，这样撤销权兼具有请求权的性质，但是该种代位权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撤销之诉的成立，否则这种代位权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撤销权的本质属性仍是一种形成权。其主要特征为：(1)民事法律行为欠缺生效要件;(2)权利人依单方行为即可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撤销，包括变更或撤销。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民法理论上一般将可变更或可撤销的这一制度统称为撤销权制度。

关于撤销权的分类，大陆法系一般将其分为破产法上的撤销权与破产法外的撤销权即债权人的撤销权，但笔者认为，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实质上仍是债权人撤销权的延伸适用，并不能将其本质属性区分开来，因此笔者估且将我国民法上的撤销权制度作如下分类：

确认之诉与变更之诉的最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虽然消极的确认之诉也会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例如确认合同无效，但该种无效民事行为是基于法律直接规定的违法行为，而撤销之诉的民事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是依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予以变更(包括撤销或变更)的行为。

综上，撤销之诉应视为一种变更之诉，其目的在于寻求司法保护，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变更或撤销。

撤销之诉是一种变更之诉，撤销权人可单独主张权利，这并不会产生异议。关键是相对方的本诉为其它之诉时，权利人可否反诉行使撤销权?反之亦然。

我们知道，诉的合并是指人民法院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互有关联的单一之诉合并到一个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并予以裁判的制度。其实，在民事诉讼领域往往存在着复杂的诉的形态，也即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几种不同形态的诉同时并存。[4]一般诉的合并是指诉的客体即诉讼标的的合并，而本诉与反诉的合并是典型的诉的合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诉的客体一致，诉的合并审理是成立的。例如：甲持乙出具的2万元欠条主张给付之诉，乙反诉该欠条系受欺诈所为，要求变更欠款为1万元。诉讼标的为债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相一致，可合并审理。再如：甲主张与乙之间的婚姻关系成立的确认之诉，乙则以受胁迫为由反诉要求撤销该婚姻关系。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效力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相一致，也可合并审理。

诉的合并审理一方面可以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则可减少诉讼成本，避免对牵连之诉分案审理作出矛盾的裁判。但需要说明的是权利人应当在权利的法定存续期间即除斥期间内行使权利，否则该项撤销权利将归于消灭，而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当然，若双方之间的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时，这实质上是撤销权与无效确认请求权的竞合，该理论系德国学者肯普(Kipp)创造，现为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因此权利人则不必提起撤销之诉，直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民事行为无效即可，亦或法官可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行使释明权，指导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从而提起确认之诉。因为民事行为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即民事行为自始归于无效。

从法理上讲，反驳是本诉的被告为维护己方的合法权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否认或驳诘的诉讼行为。而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本诉的的被告以本诉的原告为被告所提出的旨在抵销、吞并或排斥其诉讼请求的独立的反请求。[5]反驳的目的是在于使原告承担败诉风险的一种法律手段，在此意义上理解，它同反诉一样均是法律赋予被告对抗原告诉讼请求的一种诉讼权利。但从证据规则上分析，反驳一般使待证事实不存在或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进而予以否认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反诉一般不否认本诉的诉讼请求为前提，是基于相同或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发生的。因此两者的主要区别是：

上述区分表明，撤销之诉作为变更之诉的一种独立形态出现，是权利主体向人民法院提出保护其实体权益的撤销请求。权利人并不否认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为前提，只是基于法定事由请求人民法院对该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变更或撤销，其目的、性质及结果均与反驳权利不同，因此，撤销权并非反驳权。虽然司法实践中法官依职权裁判之案件并不鲜见。如前例：甲主张2万元的给付之诉，乙以受欺诈为由反驳要求变更欠款为1万元，后法院则判决乙给付甲人民币1万元。这从法理上讲显属不妥，因此，撤销之诉只能依附于反诉之中，而不能作为一种反驳的诉讼权利在诉讼行为中出现。

P> 由于我国现行民法中规定受害方的撤销权包括变更权，但对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法律并未予以明确，加之司法解释滞后，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定会带来理解上的差异，适用上的不一致。比如：甲误将黄金当作黄铜卖给乙，而乙也并不知情，甲后发现遂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合同内容，要求乙以黄金对价支付，乙则以无法支付黄金对价为由主张各自返还财产，甲不同意。对此甲作为权利人依单方意思表示要求变更合同内容，符合受害方撤销权的法律规定，此时法院却只能变更合同而不能撤销合同。这样一方面违背乙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则使有过失的甲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而使无过失的乙却承担了十分不利的法律后果。

我们知道，重大误解方在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中往往都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即过失。此时如果法院基于权利人的请求在未征得相对方的同意下，将权利人的意志强加于相对方，要求接受变更后的合同条款，实质上是侵害了相对方的缔约自愿原则，无形中又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显而易见并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精神。因为合同是属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系由双方当事人合意一致才能成立、生效，而变更实质上是一个新的合同的产生，且又是基于法院依职权而作出的，与合同自由的原则相互矛盾。因此法院似不应当支持甲的诉讼主张，但却无相关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