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立劳动合同是应该注意什么？思维导图

合同利益的实现，不仅需要合同主体合法性的客观可行，而且需要合同当事人履约能力的配合。因此审查对方的合同履约能力同样重要，如资信情况、商业信誉、历史履约情况等。

对当事人履约能力状况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2)注册资本和净资产，这是合同当事人为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财产基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与公司实际的经济能力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不能单纯依此作为判断标准。

(3)法定地址，它是合同当事人经营活动的中心，有无法定地址往往能反映当事人其他方面的情况，而能为其他方面的调查工作提供线索。而且一旦发生纠纷，法定地址也是送达法律文件的确定标准。

(4)公司帐号，是保障企业在发生纠纷时，确定对方资产的最有效的途径。

合同法规定，合同经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生效。因此，这类人员签订合同无需另外授权，并且其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外， 该合同是有效的。但并不能因为是法定代表人签订合同就可以掉以轻心，应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与《营业执照》上的姓名相核对。当签约人为委托代理人时，应审 查是否有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审查时注意授权是否清楚，权限的范围及是否已失效。

预约合同及法律风险

预约合同是当事人为缔结本合同而达成的合意，只能发生在本合同的磋商过程中。本合同已经达成的话，自然没有缔结预约合同的必要和可能。但是预约却不属于本合同缔结过程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合同，与本合同的成立与否并无必然的联系。

预约合同通常包括已决条款和未决条款，是双方当事人在洽谈合同过程中，将已经确定的合同内容以预约合同形式予以确定，而双方存在争议的内容以示决条款形式 约定在预约合同中，待将来进一步磋商后确定本合同的剩余条款。预约合同的这种特性，使它既不同于要约承诺的缔约过程，又不同于普通的合同。这种本合同订立 过程特殊的形式，随着经济交往的复杂，特别在当事人之间拟签订的是非常重大的合同时，运用越来越广泛。

产生于本合同订立过程中的预约合同，在经济活动中有着重要作用。正确运用预约合同能够降低法律风险，将当事人已经确定的事项明确在预约合同中，避免 重复讨论同一问题，浪费过多的精力、时间，而且也避免了普通合同订立时，合同最终确定前，双方不便为履行合同做准备，贻误最佳的商业时机。但由于预约合同 的特殊性，其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2)已决条款的法律风险。一些企业认为预约合同或合同意向书条款较少，内容概括，因此存在轻率对待的问题，这种方式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多 数需要签订预约合同的事项都是比较复杂的交易活动，有时涉及多个专业领域，而企业管理者往往认为粗线条的大方向由领导直接负责，各专业部门负责合同的细 则，结果是预约合同直接由领导签订，而具体事项只能在既定的框架下组织谈判。一旦将磋商讨论的内容写入预约合同，企业则不能再行反口，若在洽谈未决条款时，发现需要修改已决条款，按照合同法规定，必须征得对方同意，难度就非常大了。尤其遇到对方是一些有经验的企业，将重要事项以概括方式模糊约定在预约合 同里，正式协商本合同时明确了预约合同已决条款的详细内涵，才让企业了解到约定对自己不利。

缔约过失责任是发生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违反合同订立的注意义务。

按照目前法律规定，缔约过失责任主要有以下类型：

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前提是企业在签约过程中有不规范的行为。这些行为发生的机理主要有：

(3)不知利用缔约过失责任维护权益的法律风险。企业经营者在遭受他人恶意磋商导致损害时，认为双方没有签订合同无法追究对方责任，自认倒霉。其结果是企业的正当权益未能得到实现，带来的否定性结果同样是法律风险。该法律风险在评估中处于历史性损害衡量的范畴，企业往往未将这些损失列入法律风险损失。

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风险产生于签约过程，但其往往存续在合同履行活动中，法律危机与法律风险之间时间差比其他合同签订过程的法律风险更长。

合同主体不适格的法律风险法律对一些商业活动主体有特殊要求，在从事这样的经济活动时，若主体不适格则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不能产生预想的法律效果。一些商人利用这种规则，故意制造主体不适格情况进行欺骗，给当事人造成法律风险。

无权代理、公司内部机构或分支机构、无行为能力人等缺乏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对外签订合同也属于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但这些情况较易识别。需要注意的是 当主体符合普通的民事主体资格，仅仅在特定交易中属于不适格主体时，带来的法律风险就更具有隐蔽性，普通经营者难以准确识别。

(1)无权处分人。当交易主体无权处分合同标的，将影响合同效力。这种情况并非只存在买卖合同，如技术秘密许可合同，许可方并非技术秘密的合法拥有 人，甚至是许可方侵权获得的技术秘密，带来的法律风险危害不容忽视。一些市场主体利用无权处分，将自己能够控制的合同标的以非权利人名义签订合同予以处 置，一旦感觉交易对自己不利，就主张合同无效，阻止交易进行。而根据法律规定，企业只能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产生的损害十分严重。

(2)不具有法定的资格。法律规定一些商业活动只能由具有特定资格的民事主体才能进行，而普通民事主体从事这些活动将导致主体不适格。这类关于法定资 格的规定，常见于一些部门法规，建筑、医药等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往往有此类限制性规定。若因不符合法定资格将导致合同无效，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损害通常难以预计。

(3)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法律禁止一些主体从事特定交易活动，若对方恶意利用这种禁止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企业则面临法律风险。如众所周知在经济 交往中为提高自己履约能力的可信度，常常采用提供担保的方式，《担保法》第八条、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 不得作为保证人，以这样的主体提供担保实质上并没有任何担保效果。

(4)合同义务部分为第三人才能履行。这种主体不适格更为隐蔽，合同主体并非不符合合同所有内容，而是合同部分内容必须特定第三人才能完成，这样会导致 部分合同内容无效或效力待定。这种情况需要认真理解合同内容才能够准确识别。常出现在与集团公司合作，为交易方便将若干个公司共同履行的义务纳入到一个合 同中约定。

根据合同性质的不同，合同标的可以分为物、权利、行为、智力成果。这些因标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的标的约定差异应当引起注意。概括而言，合同标的条款约定应当注意以下事项：

(2)写明商品商标。一定的商标，标志着一定商品的性能、质量种类。只有写明商标才能使商品特定化。相同的产品因为品牌不同，价格差异有时非常巨大。

(3)在确定标的时，还必须注意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的情况。如自行车，有的叫人力车，有的叫脚踏车，有的叫单车;这些都属同物异名。这种情况更需要双方就标的物明确约定，有时需要配合必要的图片或描述性说明。

(4)要写明标的品种、规格、花色及配套件。如购买电视机，除写明名称、商标外，还要写明型号，是彩电还是数字;是立式，还是卧式;以及尺寸大小等。如此才能使标的特定化。

数量条款是合同中重要的一个条款，也是较为简单的一个条款，很少受合同当事人的重视。当数量直接表述为特定数字时，该条款几乎不会产生法律风险。但是当数量不是简单用数字表示时，则可能因该条款约定不当产生影响。

(1)采用某种计算方法确定数量。一些无法直接用数字表述数量的合同，双方往往根据需要在合同中约定一种数量计算方法。当计算方法出现歧义，得出的合同数量就可能有多个结果，双方理解不同时则容易发生纠纷。

(2)以某一方最终确定实际的数量。这种约定常出现在一些长期供销合同里，实际每次交贷的数量以需方书面通知确定。若当事人并没有考虑将来情况变化对数 量需求的影响，则一旦需方突然增大需求，将导致供方无法满足而违约。这种法律风险在双方因合同其他因素发生争议时，也可能被需方恶意利用。

质量条款是合同中容易出现纠纷的条款，多数情况下质量都很难用特别明确的方式界定，一旦发生争议才发现合同约定不明确。质量条款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

(2)质量认定的最终途径约定不明。如果双方就是否符合质量要求存在分歧，则需要第三方的介入确定最终的质量认定。由于我国质量检测机关较为复杂，双 方如无实际约定，则可能出现就委托最终检测的第三方发生争议。最终需要由法院指定检测机关，双方解决纠纷的成本将大幅增加。

(3)委托检验的费用承担约定不明。费用承担不明，必然出现谁委托、谁负担的情况，即使最终责任明确后可以要求对方承担，但企业资金的占用同样是将要面临的风险。

报价!谈清楚与写清楚--合同价款或报酬条款的约定。多数合同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主要义务就是支付价款，这个条款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也常常发生纠纷。

(1)计算方法约定不明。如双方约定价款以实际消耗数量结算。而实际消耗数量有时很难难衡量，双方因此发生分歧若没有补救约定，引发的法律风险损害难以衡量。

(3)价款支付约定明确方式过于简单。在服务性合同里由于提供服务一方的义务具有弹性，若合同价款支付采用纯粹的支付金额、支付时间的方式约定，则可能难以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时有效进行抗辩。

合同的时间是较易被忽略的问题，但时间条款却是容易引发合同纠纷的领域;完善的合同应当包括约定的时间概念。适当的时间条款将有助于合同顺利履行。

(1)合同有效期。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长期购销协议，双方约定产品价格为成本价加20%，具体供货数量以A公司生产能力为限;合同没有约定有效期，也没有约定相关的解除 条件。若干年后，A公司产品在市场已经滞销，但A公司仍然不断向B公司供货;B公司欲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据。

当合同不是一次性交易，无法从交易完成或无法完成角度判断合同履行完毕时，就需要约定一个合同有效期。而实践中确实有不少企业经营者只考虑签约当时的顺 利交易情况，不设定合同有效期，甚至希望合同成为无限制的长期合同。而一旦合同履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 “情事变更原则”，如果确实无法确定有效期的合同，应当详细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予以弥补，以避免因此产生的法律风险。

(2)履行时间。

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通常都有若干的权利义务，各项义务之间有时存在顺序问题，有时一些义务必须限定履行时间，否则将给其义务履行造成障碍。而具体义务 的履行时间经常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合同的次要义务更容易被当事人忽略。甚至在实践中，一些合同约定了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但却没有约定相应的义务 应该履行的时间，违约的追究较为困难了。

(3)履行期限。

在合同中履行相应义务，除了明确时间外，还应给当事人一定的期限，如通常付款会规定在几日内完成。一些以特定行为完成为合同有效期的合同，直接规定合同 有效期确实不便，若因此不限定履行期限产生的法律风险不容忽略。为避免法律风险，约定对方完成特定行为的最长履行期限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一旦对方迟延履 行，则可以解除合同。

履行方式与风险转移有密切关系，也是合同较为重要的条款。不同的合同义务涉及的履行方式限定要求不同，衡量履行方式条款是否具有法律风险，应当根据具体的交易要求与合同确定的履行方式是否相符进行判断。

(1)代为履行问题。企业在选择交易对方时，通常会根据交易需要衡量对方，保证具体对方亲自履行合同能够有效保证合同顺利履行。当合同出现代为履行约定 时，则可能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法律风险，特别是在代为履行缺乏相应限制时，法律风险值将更高。在设计合同、加工承揽合同等对当事人能力有特殊需要的合同 中，缺乏代为履行禁止条款就应当归入法律风险范畴。

(2)运输条款问题。运输条款属于履行方式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涉及运输的合同中，双方关于运输方式、运输费用承担、运输风险负担等约定不明，都是较为明显的法律风险。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产生的损失仍 然需要确定承担原则，风险转移就是处理这种风险由谁承担的规则。法律针对不同类型的合同对风险转移分别作出了规定，如《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买卖合 同)、第二百三十一条(租赁合同)、第二百六十五条(承揽合同)、第三百三十八条(技术开发合同)等。实际合同的风险转移条款内容可能更为丰富，约定不当 将引发法律风险。

(1)超越法定范围承担风险。法律规定的风险转移属于任意性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可以重新安排风险转移，但从法律风险评估衡量角度看，若企业根据合同约定承担了法律规定应当由对方承担的损失风险，属于合同约定不当产生的法律风险。

(2)无名合同的风险转移约定不明。实践中合同类型纷繁，多数属于无名合同，这些合同的风险转移没有法律规定，同时风险转移条款不是合同的必要条款，当事人容易忽略。然而一些合同运用风险转移制度的概率较高，这些合同中风险转移约定不明是必须考虑的法律风险。

(3)法定风险转移的具体界定不明。法律规定的风险转移采用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具体交易中如何界定并不简单，若双方没有一致的认识，争 议可能性客观存在。另外，法定的风险转移具体细节也有赖于双方合同的明确约定，这些约定不明的法律风险应当认真进行衡量。

(4)风险转移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限制或免除，广义而言同样属于双方就风险进行重新分配。法律为防止当事 人利用自身的缔约优势排除自己的基本责任，因此规定了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况。若企业在合同中约定的风险转移违反这些法律强制性规定，违法风险产生的损害需要 认真对待。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九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三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两百三十一条

[8]《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两百六十五条

[9]《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