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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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是指侵害他人人身权造成精神损害所应给予的财产赔偿。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表现为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它的确立是现代法律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的自身价值得以体现的一种方式。在我国，国务院于2002年4月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50条第11款明确规定，对医疗损害的受害人及其亲属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对医疗损害的受害人社会性的认可和对人身权的全面保护，对正确处理因医疗损害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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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一、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医疗损害受害人及其亲属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都给予了肯定，由医疗机构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当医疗损害导致患者死亡、残疾或功能障碍时，不仅给受害人本人的肌体或生理机能造成损害，而且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有的精神损害甚至伴随终身。从理论上划分，首先，医疗损害对患者的身体造成精神损害，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损害，即医疗损害造成患者的严重精神损害，如因医疗损害行为造成患者痴呆、严重智力障碍或植物人等。另一种是间接损害，即医疗损害造成患者生理上、肌体上的严重损害后，引发精神上的损害，如缺失一侧眼球、双手截肢、育龄妇女子宫切除等的损害将造成患者精神上的痛苦。其次，医疗损害对患者亲属也能造成精神损害，即给患者亲人造成不幸的痛苦、哀伤、悲愤、沮丧等异常心理状态。因此，医疗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对医疗损害的受害人及其亲属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早已确认了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美国法律学会于20世纪 40年代明确承认了心理痛苦赔偿制度。《美国法律重述· 侵权行为法》第46条规定，行为人对其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日本民法中，“抚慰金”的概念被认为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

二、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原则

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它虽然不可能给像财产损害那样以价值予以损失大小的认定，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仍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原则不尽相同。我国学者提出了许多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则：

（一）精神抚慰为主原则。精神损害赔偿不但具有补偿性，而且还具有抚慰性，甚至其抚慰性重于补偿性。具体说，这一原则包括两点：1、通过物质制裁医疗机构还受害人及其亲属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创伤的身心。2、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损害的一种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得到应有的赔偿，该种赔偿的作用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起到精神抚慰，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

（二）限额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通常要求规定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法官可以在最高限额以下酌定具体数额。也就是说，精神损害可以请求金钱赔偿，但对于赔偿的数额应当有所限制。在实务中，这种赔偿原则可划分为两种：一是就某单独项目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最高限额，二是就所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最高限额，包括身心创伤、精神痛苦、感情不幸以及伴侣权丧失等。②但是，过高的赔偿数额会激起医疗机构的极大反对，而这种对抗最终会抹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在合理性，终止其生命力。如果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人的诉讼成本和医疗费用都不能弥补，也就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因此，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条例》第 50条第11款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即体现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当有所限制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原则时，应当注意两点：一是对赔偿总额进行限制，比较公平合理的限制方式是确定一个上限与下限，具体赔偿数额应当依据医疗损害发生地居民、企事业单位的实际负担能力而定；二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或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分别规定上限和下限，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固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③

在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在确定精神利益的损失时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1）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损害后果。一方面，明确医疗机构所承担的赔偿额应与其过错行为对损害后果的作用相一致，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以医疗过失行为对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损害结果所占的责任程度的大小来确定；另一方面，受害人对于医疗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2）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是否可能康复，如能康复需要多长时间。某些精神损害在医学上是可以测量的，而有些精神损害如沮丧、情绪低落等难以从医学上测量出来，或者虽然可以测出却难以用医学的手段治疗，这些精神损害虽然不会有医疗费用的支出，但也会使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受到损失，所以也应当予以赔偿。（3）受害人的年龄。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受害人的年龄情况，如果受害人年龄较小，又不能康复，其所受的损害时间一般较长，那么就应当确定给予较多的赔偿金。（4）受害人的合法收入。一般而言，因为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其收入有所不同，同样的精神损害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也不尽相同，因此而产生的赔偿额也就不同。可以说，精神损害的数额基本上应与受害人的收入水平成正比。

三、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根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患者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名誉权遭受侵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侵害，向人民法侵权责任法研究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依据此项规定，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中，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名誉权实施的侵害行为，受害人及其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患者因医疗损害行为导致死亡或者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其近亲属因此而遭受精神痛苦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体现了《解释》第3条关于侵害死者的特定人格利益的规定，明确了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中其近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依据《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自然人死亡后基于近亲属间特定的身份关系，其人格要素仍然对其遗属及其活着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近亲属发生影响，并构成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医患关系中，对死者的人格或遗体实施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活着的配偶等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直接侵害，其损害后果表现为死者近亲属遭受感情创伤、精神痛苦、甚至人格贬损。对此，《解释》明确规定，由侵权人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受害人近亲属精神损害的责任。

四、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依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医疗损害赔偿事件中，哪些人享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应当依据患者所受损害的不同情况而决定。具体说，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患者身体受到伤害时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患者因医疗事故致使身体受到伤害时，其自身是最大的痛苦承受者，应由其本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人行使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其近亲属也遭受了一定精神痛苦，但除了一些特别巨大的损害事件外，一般不能单独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这种特别巨大的损害事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于受害人因身体受到伤害而丧失意识，如成为植物人的，患者本人因丧失意识而不会体味到痛苦，与其共同生活并承担法律上扶养义务的、受到巨大而长久精神痛苦的近亲属可以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受害人的伤残达到可能直接影响其今后终生的重大残疾程度，并由此给其近亲属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时，应当赔偿其近亲属精神损害抚慰金。

笔者认为，我国上述司法解释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在考虑到现代社会家庭生活的独立化，在确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时，应当参照《继承法》规定的继承顺序享有继承权的亲属使行请求权更为适宜。在司法实践中，患者因医疗损害而死亡时，其近亲属依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应当符合两个条件：其一，与死亡受害人共同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的近亲属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共同生活者在未成年人或成年未婚者多为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成年已婚者多为配偶；在老年丧偶者则多为子女或孙子女。其二，依当时情形可判定与患者共同生活关系最密切者确实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在《德国损害赔偿法》上有关于“震惊损害”的理论，其内容是“在身体健康权、生命权受侵害的情况，除了被害人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外，若被害人的最近亲属因受被害人伤亡消息的震撼至深，致受有非财产之损害时，亦可请求损害赔偿，惟该震惊之程度必须以极为惨烈，远超过一般情形为限。”④依据这一理论，判定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以这种医疗损害导致患者死亡的结果以及对患者近亲属在思想上是否存在一定的准备为界限。如果患者在医疗损害发生之前因患疑难病症已难治愈而有极大可能引起死亡的，其近亲属对患者的死亡会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当因医疗损害使患者过早死亡，亲属的悲痛也不致达到惨烈的程度，此时一般不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因医疗损害使患者死亡的结果出乎患者亲属的意料，给他们带来较大的震惊，使其亲属对医疗损害结果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时，法官可依据自由载量原则，斟酌具体案件，判定给予其近亲属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注释】

①杨立新：《新版精神损害赔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9页。

②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

③艾尔肯：《医疗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④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