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合理使用之惑思维导图

实际上，临摹、绘画、摄影、录像4种方式所产生的作品都是平面的，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实现从平面作品到立体作品或者从立体作品到立体作品的转变。然而，2002年司法解释中提出“对前款规定艺术作品的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人，可以对其成果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围再行使用，不构成侵权。”这一规定则间接将平面到立体、立体到立体的作品使用方式纳入合理使用范畴中。由此可见，使用方式是否转变在合理使用的审查中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天坛大佛》雕塑作品案中，被告用于IP卡上的图片直接来源于网络照片，法院认为网络照片是通过合理使用的方式对《天坛大佛》作品进行的复制，对该网络照片的使用与《天坛大佛》作品的著作权人无关。由此可知，复制件的拥有者以该复制件为范本进行立体作品的制作，所获得的立体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对公共场所艺术作品的合理使用，但这种立体作品创作行为也不会构成侵权。

目的审查有分歧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以列举的方式举出了12种合理使用行为，该规定属于并列关系，但没有规定共同前提，即没有明确规定这12种合理使用行为必须出于非营利的目的。因此，在法院适用此条款过程中，对是否需要考察其使用目的的理解存在分歧。

有些法院则认为我国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合理使用行为的界定要进行使用目的判断，因此不能将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1988年《东方醒狮》雕塑作品案中，原告王则坚受石狮市政府的委托，为其创作醒狮雕塑作品。1997年，被告贝弗莉公司用经过艺术加工的醒狮图案申请了商标注册，并与1998年7月将商标权转让给第二被告厦门卷烟厂。原告以被告侵犯其著作权为由起诉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2月，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未侵犯原告著作权，其判决理由为，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从未明确规定将商业上的营利使用一概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

该答复对于法院在相关审判中是否进行目的判断，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依据。2007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董永与七仙女》雕塑作品案审理中，就依据该司法解释，认可被告提出的合理使用的抗辩理由。

行为界定不够全面

合理使用行为需要以不损害原著作权人的权利为前提，但对于什么样的使用是对原著作权人权利的损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五月的风》雕塑作品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品的使用“未对原告作品造成歪曲、丑化，亦未影响原告作品的正常使用”，即不损害原著作权人的权利。对此，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仅仅能够认定被告的行为对原著作权人在使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原件过程中不会产生影响，但无法认定被告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原著作权人的权益。

而在《东方醒狮》雕塑作品案中，被告将原告的艺术作品进行一定改造后注册成为商标。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断被告行为是否为合理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对被告行为是否损害原著作权人的利益进行查证。笔者认为，在该案中，被告行为对原告著作权的损害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被告注册商标的行为首先使其商标权与原告的著作权产生冲突;其次，这一行为阻碍了原告对其作品进行商标注册或者进行其他商品化的权利。

《董永与七仙女》雕塑作品案中同样存在该问题。针对被告在其国光麻糖产品包装上使用原告杨林的雕塑作品图片这一行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行为并不影响原告杨林对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存在不合理地损害原告杨林合法利益的问题。实际上，与《东方醒狮》雕塑作品案中被告的行为类似，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同样阻碍了原告对其作品进行商品化的权利。

由此可知，在一些法院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对界定被告行为是否是合理使用时，忽略了对于作品原著作权人权利的全面衡量，而仅仅考虑到了作者对作品原件的权利。对于原著作权人而言，艺术作品原件的权利除去署名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权外，其他财产性权利均受到限制，但不能因此认定原著作权人放弃这些权利。

部分审查欠缺效力

上述几个案例中，法院对被告使用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判定，其审查要素均有不同的侧重而并非全面审查。对此，笔者认为，如果判定被告行为不属于合理使用，有一个相关要素被否定足矣;反之，如果判定被告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则每一个法律规定的相关要素都需要得到满足，此时，如果法院仅审查部分要素的方法就欠缺效力。

比如，《东方醒狮》雕塑作品案中，法院没有说明被告对《东方醒狮》雕塑作品的使用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4种方式;在《五月的风》雕塑作品案以及《天坛大佛》雕塑作品案中，法院没有指出导致被告在使用雕塑作品时未署原作者姓名的“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如果全面地考虑原著作权人的权利，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商品化权，譬如将艺术作品作为商标进行注册、作为商品包装的装饰等。那么，使用人以商业目的使用该艺术作品就必然影响到原著作权人对原作品的使用。

公共利益须重视

在《董永与七仙女》雕塑作品案中，法院指出，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已成为公共环境的必要组成部分，既然设置在公共场所，难免有人进行临摹、绘画、拍摄或录像，公众对公共环境的利用不应过分受到限制。

对此，笔者认为，如果临摹、绘画、拍摄、录像等行为所形成的成果仅仅是将处于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作为背景，也就是在该成果中，艺术作品仅作为公共环境的一个构成部分的话。那么，对该成果的使用，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都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需要支付报酬。但是，如果使用者直接对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拍摄或录像，然后将形成的成果以商业目的进行传播，这种行为就可能处于侵权的地步了。

笔者建议，在有关公共场所艺术作品纠纷案的司法审判中，应该加入对艺术作品使用程度的审查，如果是对艺术作品的直接使用，而并非将其作为公共环境一部分的使用，那么就应该审查使用者的使用目的，考察其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

程度判断是关键

有关合理使用的概念，《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十三条规定，各成员方应将对独占权的限制和例外规定限于某些特殊情况，而不影响作品的正常利用，也不无理妨碍权利所有者的合法利益。这也被称为三步审查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公共场所艺术作品的使用是否为合理使用的判断时，主要应该针对其使用程度进行认真审查。如果艺术作品仅作为环境的一部分而被使用，那么使用人对成果的利用可以是自主的，但如果是直接使用艺术作品，并非作为公共环境的一部分，那么对其成果的使用必须是非商业目的的，否则需要获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同时，对使用行为的审查需要判断其是否有损原著作权人的权利时，不仅要基于艺术作品原件的权利，还应包括著作权中的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此外，在无合理理由时，使用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应该署上原作者的名字。(知识产权报左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