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兴产业的若干问题思维导图

一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例如，由软盘存储器升级为U盘和光盘，由含氟冰箱升级为无氟冰箱，由彩色显像管升级为平板显示器，由一般加工升级为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制造等。二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如由一般加工制造向上游的研发、产品设计、技术专利、技术集成、融资、投资延伸，向下游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创新、流通体系、系统服务、物流、产业链管理等延伸。这些上下游的经济活动就是现代服务业的内容，其增加值率更高、对产业的掌控能力强。三是创建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指，基于重大发现和发明而产生的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产品和由此产生的新的产业群。例如当前的新能源、环保产业、电动汽车、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

在产业升级的三种形式中，前两种是企业时时进行的常规的发展方式，是保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基础。而新兴产业则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新兴力量。新兴产业往往处于技术尚不成熟、产业垄断尚未形成、商业模式还存在不确定性的阶段，为后来者在某些领域的“弯道超车”创造了条件。例如台湾地区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化初期、韩国在液晶显示器产业化起步阶段一举实现了超越，至今占据领先地位。这正是当前我国特别注意新兴产业发展的原因。

产业升级的三种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升级的路径选择。产业升级的本质意义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有更强的能力参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固守于低端制造环节的所谓“新兴产业”，那是他人的新兴产业；由老产品的低端制造变为新产品的低端制造，即使产品升级了，那也是他人的产业升级。若没有自己的技术发明和专有技术，20多年前组装磁带“随身听”与10年前组装DVD“随身听”，对我们来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升级”的意义，也不能分享产业和产品升级后的经济利益。

在原有技术体系下的产业升级与政府认定并推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两种不同的发展机制，必须明确界定政府在两种情况下的地位和作用。

在不改变技术体系和技术范式的情况下，由技术创新发展为新产品、培育出新的产业链，甚至开拓出一个新的产业细分领域，这是不断地、大量发生的。

例如从台式计算机到笔记本电脑，从固定电话到移动电话等。持续的创新和结构升级活动不断创造新兴产业产生的技术要素，它是新兴产业产生的土壤和基础。这类产品升级带动形成的新的产业链，甚至衍生为新兴产业，是技术进步与市场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这类经常性产业升级，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不是通过立项、计划、审批等进行直接干预，而是创造好的大环境，由市场引导和激励企业家、创业者和科技人员，使创新活动成为普遍的、持续的、大量的经济活动。

另外，政府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在一些具有很强“正外部性”、有超越经济意义的领域选择一些产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场失灵的环节以政府的力量规划、投入、组织、协调和推进，这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跨越的又一个重要支柱。

从历史上看，有很多成功案例。1961年5月美国启动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高峰时有2万家公司、200多所大学、80多个研究机构、30万人参加。到1972年登月成功。历时11年，确立了美国航天第一大国的地位，并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全新的航天产业，确立了美国从材料到通信控制等多个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在我国经济技术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从国防安全目标和国家生存大战略出发，历经十年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实现了“两弹一星”计划，并开拓了中国的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体系，带动了诸多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的发展。

现阶段政府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主要考虑五个因素：一是有引领未来的先导性，有利于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应对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二是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可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三是能形成持续时期较长、规模较大的市场；四是产业链长、产业规模大、带动能力强；五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相对成熟且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具备近期或中期产业化条件。

在技术模仿阶段，大都是国外发展出新技术、新的产品，如PC机、显示器等，我们引进技术或接受产业转移，以加工制造为切入点，快速进行产业化跟踪。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属于自己的创新产品和属于自己的新兴产业，经济效益也十分微薄。例如，为耐克代工，外国厂商赚1美元，中国只能分到4分钱。这是生产力水平较低情况下的发展模式。

发展新兴产业，是生产力提升的一次爬坡。意味着我们要从长期熟悉的，以引进外资、技术模仿、接受产业转移，专注低端制造的经济活动，升级为主要依靠自主技术来源、主要靠本国资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将创新的技术发展为先进的产品，进而实现产业化，成为一个新兴产业。

实现这一变革的关键因素是创新能力。新兴产业不是靠单一技术突破就能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的优势地位也不是靠一次偶然的技术领先决定的。政府和企业关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首先要聚焦于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就无从谈论“新兴产业”；技术受制于人，就无所谓发展方式转型。

后发展国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从公开市场获得先进技术。即便只是二流技术，但仍至关重要。把握得好，可以从消化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完成一次次学习的过程，并获得自主开发的能力。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到技术输出，大约经历了25年至30年。我国大规模技术引进已经20多年，到了转型升级的时候了。

现在，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产业规模、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发展模式落后。在扩张产能的投资严重过度的情况下，技术投入却严重不足。即便对引进的技术，往往也以“可以使用”为限，没有足够的耐心消化吸收。在引进、再引进的过程中，大多未能获得“举一反三”的技术能力。

发展新兴产业意味着我们要由技术跟踪者，转变为自跑者，并乘机成为领跑者。能否顺利实现角色转变，对我们既是一次艰难的攀登，也是一次历史性考验。

后起者技术追赶会遭遇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从外部看，当技术差距大的时候，可以“省时省力”获得相对先进技术的诱惑可能磨灭一些企业自主创新的意志；当我们技术能力影响到原有公司技术垄断地位的时候，他们或通过知识产权、专利、标准等设置壁垒，强力打压；或以强大的资本实力将其“收编”，停止我们技术追赶的进程。

从内部看，较长时间、较大数量的技术引进，在生产方和需求方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有的企业从中找到了差距、看准了方向，激发起技术追赶的激情。例如大型火力和水力发电机组，经引进、消化、再创新，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技术跨越。但也有的企业看到巨大的技术差距，失去了信心，由“技术自卑”发展成“技术依赖”；还有的企业以投机的心理寻求“捷径”，认为有了省时省力的技术来源，自己没有必要再去研发，掉进了技术引进的陷阱。

很多用户、包括部分政府采购，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他们不相信本国企业，不愿给本国创新产品提供参与竞争的机会。甚至“巧妙”设计标书，以“没有首台首套成功经历”为由，把国内潜在夺标厂家“定点排除”。上海振华港机董事长管彤贤无奈地说：“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品只有先在国外打响，回过头来才能进入国内市场。”

由种种缺乏民族自信形成的软约束对自主创新的伤害不可低估。一方面给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创新活动制造了更多障碍和困难，特别是封堵了市场出口；另一方面如果演变成一种崇洋和自卑的文化，将使创新活动从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打压；如果创新的精神支柱垮塌了，创新的潜能将被埋没。这是任何企业或个人无法抗拒的一种文化力量，需要实施国家创新战略，提升民族自信。

因此，由技术跟踪向自主创新的转型中，不仅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更难克服的是来自内部创新文化的缺失。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一篇论文结束语中写道：“许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跨越的潜力，而是缺乏创新的胆识；许多事情，不是我们没有突破的可能，而是缺乏必胜的信心。”中国人不乏创新意识和才能，作为后起的国家技术追赶需要的是全社会的信心、决心和耐心。

迄今为止，我们还缺乏在掌握领先技术的领域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熟经验。包括对技术价值的判断、产业化前景的评估、经济可行性的研究；也包括专利、标准和知识产权战略、商业模式、切入市场方式；还包括如何走出产业化初期“先有鸡、先有蛋”困境。

新兴产业进入孕育期，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跑马圈地”的运动已经开始。专利、标准、规制等都有先入为主和“路径依赖”的特征。一旦被他人抢先，大多数情况下后来者只能亦步亦趋地后边跟随。如果另辟蹊径，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低层次是生产制造的竞争，高层次是专利标准的竞争。因此，新兴产业的竞争从孕育期就开始了，早期的谋篇布局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的竞争地位。

首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属重大经济决策，它是基于全球视野、战略眼光，持续跟踪科技革命进程、进行深度产业研究，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做出的战略抉择。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选择关键核心技术，确定新兴战略产业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就贻误时机”。奥巴马上任后很快提出新能源、电动汽车、智能电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作为重振美国经济的突破口。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转瞬间却占上了新兴产业的领导地位。这充分显示它强大的技术储备和产业战略研究储备的巨大威力。在我国，设立或委托高层次专业机构进行产业战略研究，有利于把握方向、科学决策。

其次，在我们认定了新兴产业后，应当及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一是针对关键技术部署研发力量，对“关键的薄弱环节”给予足够的研发投入（如美国政府大力度投资动力电池研发）；二是在重大技术结点抢先技术突破并注册专利；三是技术可行性一旦确立，及早遴选行业或国家标准、抢占国际标准。

第三，我们与国外进展大体同步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等国外产业化、市场化基本成熟，越过风险期，我们立即跟进模仿。这样做，投入较少、风险较小，但永远也不能进入产业领先地位；另一种选择是，在选定的机会来临时，就以更大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加快后续研发、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制定技术标准、探索符合国情的商业模式，以我为主实现产业化。后一种做法需要较多投入、冒较大风险，还会遇到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但一旦成功，在这个领域则可以获得产业领先地位，从而得到相应的先发效应。

良好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可以为新兴产业提供持续的技术来源。产学研如何结合仍是一个值得探索问题。在科研、转化与产业化的长链条中，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

大学有跨学科的优势，既有教授们的知识积累和传承，又有创新意识最旺盛而且不断流动的学生作为新生力量，是当代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源泉。大型企业尽管在原始性技术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在复杂的“技术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因此，大型公司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技术能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敏锐地捕捉全球相关技术信息、善于发现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从全球获取技术资源的本领，并有能力将新技术集成于特定产品。

大学与企业“两张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两者之间缺乏一个“结合”的平台。实际上在知识创新与产业化之间是一个广阔的地带，在这个地带要承接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溢出效应”，将创新的知识转化为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可供应用的技术，为大企业的产业化提供技术要素。在这个转化平台上，最为敏锐、最为活跃，具有不可替代地位的就是创新型中小企业。

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规制应当促进产学研各方都能扬长避短。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大规模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开发”。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发挥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集聚效应，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充足的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可以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市场主流产品。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新产品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不断发生的生动局面。例如，硅谷中小企业的技术来源大多与斯坦福大学有关；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西门子、菲利浦等公司，都是在不断集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中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的。

技术变革存在不确定性，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和机制。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更加符合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

在革命性新技术出现时，大企业往往因对传统技术的依恋和大量存量资产的拖累而踌躇和犹豫。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中找到施展的机会，愿意以更高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推进新的技术变革。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国外对我们高度封锁的超高速局域网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CPU、大容量锂电池和液流电池蓄能电站等都出自于民营科技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从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还是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在一项或一组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上，附之一个庞大的技术群而发展起来的。其后续发展还需持续的技术来源不断完善产品、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同时还需要大量细微的创新开拓增值业务、扩展边缘业务和强化产业渗透力，围绕新兴产业形成多层次市场。在这过程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一，它是新兴产业发展持续的技术来源；第二，它是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的主要力量；第三，它是围绕新兴产业开拓增值业务的主力；第四，它是推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市场的主角。

按照传统的做法，当一些产业被国家重视时，政府就会制定产业政策，设定发展目标、设立进入门槛作为提供资金、税收等支持的条件。而中小企业往往被排斥在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忽略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大量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即便大型公司最发达的美国，80％的技术创新也出自于中小企业。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应改变传统做法，进一步确认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并认真解决政策歧视、市场准入难和融资难等发展瓶颈。

原始创新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较长时期以来，这类研发主要靠国家研究机构一条腿走路，投入有限，成为我国更加薄弱的环节。近年来，有些企业和企业化的研究机构开始进入战略高技术研究领域；一些学成归国人员创办企业或研究机构从事原始性创新。例如华为公司每年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10％，其中“预研究”占10％，不但对企业快速成长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储备，而且已经开始进入相关基础研究领域；华大基因研究院从基因测序入手，向农业、医疗等领域渗透不断取得突破；光启理工研究院正致力于新型超级电磁材料研究；凯赛生物工程以生物法产业化生产生物燃料走在了世界前列；北科公司在干细胞医疗技术研究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

现在，企业投资从事该类研发活动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但这是中国产业升级非常值得重视的亮点。同样是基础性研究，企业的科研与政府研究机构科研是有区别的。企业在原始性创新和战略高技术研发的投入属于资本投资，课题的选择有特定产业的背景、有产业化应用的企图、有获得长期回报期望。这些创新和研究一旦取得突破，往往很快会“裂变”出众多应用技术，直接服务于技术升级，甚至会扩展为新兴产业。这类创新活动是我国抢占未来经济技术至高点的重要基础因素。尽管创新可能失败，但政府应十分珍惜并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原有产品的技术升级，行业内大企业有优势。但在重大技术变革的时候，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格局却面临重新洗牌。面对革命性替代技术，行业内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由于技术的路径依赖和转换成本高，往往本能地犹豫和观望，甚至压制新产品的面世，以期延长成熟产品、成熟市场的寿命周期。例如，DVD技术早已成熟，但磁带录像机并未立即退出，只是当中国的VCD出来后，DVD才推向市场。因此，把发展新型产业的希望局限于业内大企业可能会因缺乏竞争而贻误时机。重大技术突破为新的进入者提供了机会，他们轻装上阵、没有后顾之忧，更愿意挑战难度更大、风险较高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成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动力电池关键材料，还是首批电动汽车，都是新的进入者率先取得突破的。新进入者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改变业内企业的惰性。

新兴产业技术还不成熟，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形成主流产品和商业模式还需市场的筛选。因此，产业化初期要经历一个试错的过程，这期间应采取“市场准入从宽”的政策，尽快形成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和多元主体、不同技术路线竞相发展的局面，接受市场的筛选。此时，由政府认定哪种技术可行或不可行，只有哪个或哪些企业可以进入，是不明智的。新进入者是缩短试错过程最活跃的力量，从中有可能出现一些“黑马”。

在我国，“一轰而上、一上就乱”事例不胜枚举。防止再次发生的措施，是及早就环保、安全、资源消耗、产品可靠性等方面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并严格执行。避免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负外部性”效应。（科技日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