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版权限制思维导图

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正日益引起各国立法者和知识产权与人权学者的重视，人权与版权的冲突则首当其冲。许多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表现自由、信息自由、民主辩论、隐私或个人自治的利益，都可以为限制版权提供正当理由。以表现自由为例，正如吴汉东教授所指出的，表现自由在基本人权体系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经济自由等权利，表现自由应当具有“优越地位”，即应看作是具有优先性的法价值。表现自由优于经济自由的原则在各国宪法理论与实践中都得到承认。这就是说，版权的独占性质不应构成思想表现和信息交流的障碍。在这种人权理念的指引下，各国版权法都对作品的独占权利设定了必要限制，以保障表现自由权利的实现。没有理由认为，在网络时代，基于表现自由对版权的限制会失去存在的基础。比如，出于批评、评论的目的，人们有权对版权作品进行适当引用或复制：学术论文出于评论目的可以复制他人作品的一部分，报社记者为了指出其错误可以发表政治家的演讲，所有这些都是本原意义上的合理使用制度。考虑到在因特网上各种批评、评论、新闻报道和公共辩论将更显活力，合理引用或者合理使用规则在数字世界必将继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在传统印刷世界的情形一样。

“隐私权是公民对其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享有的不被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2]一方面，某些作品如纪实文学、素描绘画作品可能会包含有涉及他人隐私的材料，这样，作者发表权的行使就要充分考虑到对他人隐私权的尊重；另一方面，某些复制作品的行为发生在私人生活领域，坚持严格的版权保护会侵扰人们的私生活宁静，因此版权人无权干涉发生在私人领域的复制行为。也就是说，要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版权执行制度，将版权之手伸向人们的家庭范围之内并要求人们出示其所拥有的包括作品在内的所有信息的收据或者许可证，这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版权效力向私人领域的延伸与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利益相冲突，这些利益在历史上对信息政策诸如言论自由、保护隐私、竞争政策和百家争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版权人只能放弃对某些私人复制的控制。这也许是生活在自由社会所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更何况，在网络时代，侵犯隐私权正在演变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为保护隐私权加大对版权的限制显得尤为必要。

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版权的限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但一般说来，世界各国都从立法上承认了下列限制，包括：在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面授过程中表演版权作品；图书馆和档案馆为保存版本、更换毁损藏书或者其他合法目的而制作作品复制件；为盲人制作演绎作品。可以预言，这类限制在网络时代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屡遭诟病的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也试图在版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因而规定了限制版权的条款，使得图书馆和档案馆可以出于上述目的制作作品的数字复制件以及印刷和传真复制品。该法案还授权国会图书馆进行相关研究，以帮助国会确定从促进远程教育的角度考虑，应如何制定版权规则。有时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可以援引合理使用制度为在法律程序中（如作为与正在辩论的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为了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如证明某一毒品的效力）复制版权作品的行为提供正当性辩护，在立法或修订法律的过程中有关机关适当复制相关法学作品和实证材料则更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竞争政策也可以为版权限制提供依据。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能够促使市场主体生产或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而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却赋予权利人某种垄断地位，使得作品的供给量低于竞争状态，供给价格则高于竞争价格，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无谓损失。这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过强的版权保护导致超出法定程度的垄断，就必须对版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比如，在美国版权法中，有两例属于基于竞争政策的版权限制制度：其一，针对音乐版权人的强制许可，以便有更多的企业制作某一音乐作品的录音带；其二，针对广播信号权利人的强制许可，以便他人通过有线系统被动转播被广播的材料。美国的合理使用抗辩有时也用于促进市场竞争，如在Sega v. Accolade （Sega v. Accolate， 977F.2d 1510（9th Cir. 1992）。）案的审理中，法院认定虽未得到授权但具有开发具备兼容性程序之合法目的的解构他人程序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正如该案所表明的，当信息表现为数字形式时，竞争政策问题会不时浮出水面。而美国司法部针对微软公司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实际上也是试图通过对微软公司通过软件版权而获得的强大市场垄断地位进行限制以促进竞争。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立法者很难准确预测将会出现怎样的新技术、人们将如何使用这类技术以及版权法应如何应对。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法律试图跟上技术的发展，而结果却总是技术走在前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规律。”这样，当立法机关对特定案件的情势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时，法院就常常采用合理使用制度作为一种弹性机制，以便平衡这类案件中版权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1984年Sony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应推定非商业性私人复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不必为了保护对作者的创作激励而禁止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没有明显影响的私人复制行为，对这种非商业性使用作品行为的禁止只会阻碍人们获得作品的思想，而不会带来任何收益。”而在Lewis Galoob Toys Inc.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庭支持原告发行一种“游戏精灵”的权利，这使得任天堂游戏的用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有一些临时性的变化，[3]而在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案中，法庭认定，在线服务提供者自动张贴源于用户的因特网信息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4]上述案例都成功地利用版权限制法理解决了法律不时与高新技术发展脱节的矛盾，使得版权法保持面向未来的适度弹性和灵活性。

“市场失灵”是解释版权限制依据的经典理论之一。根据这一理论，版权法之所以不愿意扩大版权保护范围以彻底禁止私人使用，不但不追究在理论上有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反而将其认定为合理使用，是因为立法者认识到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难以达成任何协议。这样，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对于社会来说，得到半条面包（社会公众自由使用作品而版权人得不到使用费收入）比什么都得不到要强（即社会公众不能自由使用作品，版权人也得不到使用费收入）。也就是说，当为达成许可而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远远超出交易的预期收益（既可以表现为许可收入，也可以是其他利益，如名声或者商誉的提高）时，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这时，人们自然可以援引合理使用抗辩。

那么，在网络时代，这种“市场失灵”是否依然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在数字网络环境下，适度的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存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使得版权人有可能按照使用或者复制作品的次数和时间收费，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理论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实际上，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更不用说一整套网上支付交易系统的运行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上述成本对于大量市场价值不高的普通作品而言，足以构成“市场失灵”的充足理由。事实上，许多为私人目的复制作品的行为要么没有明显的经济上的重要性，要么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便利研究工作而被认定为正当。更何况，虽然网络的触须正在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由于经济、地理和人们自身的原因如存在视力、智力障碍，网络终究有其局限，对于某类地区、某类群体，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网络失灵”。这样，网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存在使得版权限制制度依然有相当的适用空间。

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试图运用经济学上“反共地悲剧”理论为网络时代的版权限制制度进行辩护。“反共地悲剧”是与“共有地悲剧”相比较而存在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共有地悲剧”和“反共地悲剧”分别以两种极端的情形来说明保证土地（其实可以被视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的代表）适度开发利用的理想产权架构：没有产权保护会导致土地过度开发利用甚至资源枯竭，如过度放牧导致土地沙化使人们失去牧场，即所谓“共有地悲剧”；而在土地上存在过多过强的权利甚至权力又会阻碍资源的充分利用，如现实中多个部门共同掌握土地等资源的审批权，各种权利/权力相互牵制，最终导致土地长期荒废，这就是“反共地悲剧”。

上述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作品和版权保护。数字网络技术使得作品管理和版权交易的成本下降，减少了基于“市场失灵”的版权限制，但一方面，版权过于充分的“行使”会增加作品使用者的成本、减少作品的使用量从而对社会不利，因为对于社会来说，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使用，另一方面，过强的版权保护也会阻碍新作品的创作，这是由于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必然会牵涉到对许多在先作品的利用，存在于在先作品的过多过强的版权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网，必然阻碍甚至窒息作品的创作，陷入一种“反共地悲剧”。这就说明，不管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必须追求一种版权适度保护模式，维系版权保护与限制的动态平衡。

早在前网络时代，为对抗作者享有的版权，一些学者就明确提出，包括读者和其他作品使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享有一种“使用者权”。根据这种观点，合理使用不仅是一种消极抗辩，更是社会公众享有的积极权利。也就是说，一旦版权人将其作品在公众中传播，对该作品的合理使用就成为公众享有的一种“权利”。版权法只是授予版权人在有限时间内的有限权利，而将所有其他权利包括合理使用权都保留给公众，这已成为版权保护史上一脉相承的传统并体现在网络时代的典型案例中。例如，1992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判决Accolade公司出于兼容目的解构Sega公司软件代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行为。[5]此后，为达到兼容效果而解构他人软件就成为一种权利。而在另外一个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如果版权法要实现其促进知识进步的宪法目标，就必须为合理使用留出合适的空间。[6]因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合理使用是公众享有的一种如此强有力的权利，以致于可以根本不考虑旨在排除合理使用的合同条款或者技术保护措施的限制。

总之，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恰如版权天平两端的砝码，任何一端砝码的不当增减固然会导致天平暂时失衡，而完全去掉“版权限制”的砝码则势必摧毁版权天平本身。正如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时代在不断变化，但对经济学而言，“有所改变的只是答案而不是问题本身。”对于版权法来说也是如此：在网络时代，版权天平还是那架天平，砝码还是那两种砝码（即“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立法者的任务也依然是保持天平的平衡，有所改变的只是天平两端托盘中的砝码数量以及为维持平衡而增减砝码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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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袁泳：《数字版权》，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吴汉东：《知识产权VS.人权：冲突、交叉与协调》，URL：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6915.

[3] Lewis Galoob Toys Inc. v. Nintendo of American， Inc.， 964 F. 2d 965（9th Cir. 1992）。

[4] 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 v. Netcom 307 F. Supp. 1361（N.D. Cal. 1995）

[5] Sega v. Accolate， 977F.2d 1510（9th Cir. 1992）。

[6] Campbell v. Acuff-Rose 114 S. Ct. 1164（199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彭学龙）

出处:《中国版权》2005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