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司法局回应近百律师联名呼吁律协直选思维导图

根据北京律协的规定，在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每年都必须缴纳会费——律师2500元、律所1万元。“呼吁书”上，对这一规定进行了强烈质疑。

呼吁书称，律协自行制定的这一年费标准“应当是全国最高的”，其结果导致“律协净资产不必要地大幅增加，2000年经费结余为1000多万元、到2006年底净资产竟达到1.16亿元、现金6300多万元，现在的净资产应当超过了1.5亿元！”

呼吁书发问：律协是社会团体，不得进行经营性活动，收那么多会费存在那儿干什么？并称过高的收费标准给律师和律所造成很大负担。

李方平等律师说，北京有17000多名律师，每人都要交会费。并且，由于律协支出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合法有效监督，他们不清楚，“这笔大额会费究竟花在了哪里？”

多名律师说，北京市律协在北二环盖的新办公楼，动用的也是律师会费，“这笔巨大的支出为什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

公告中明确，从2001年开始，北京律协在预算中留存购房储备金，目前每年支付2000万元左右用于办公用房的还贷和装修工作。除去这笔支出外，北京律协的日常会费支出可分为三大项，一是用于行业管理和服务会员的费用；二是维持协会日常运营成本的费用；三是代缴全国律协会费。

董春江表示，北京律协的会费标准都是通过代表大会定的，目前在全国一类城市中只是中等。每年的收支状况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将最后的审计结果告知代表大会。

《全国律师协会章程》规定，会员必须履行交纳会费的义务。各地方协会按定额收缴会费，具体收缴会费的标准和收缴方式由地方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但会费收缴总额最高不得超过当地律师业务总收入的3%。

地方律协确定的会费标准，报全国律协备案。

该章程同时规定，各级律师协会每年将会费收支情况提交有资格的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向理事会报告，接受会员的监督。

关于律师“动用会费盖办公楼”的质疑，董春江称，新办公楼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目前司法局已经要求律协制定新楼的使用办法，“新楼是用了会费，但也要让律师们共享。”

选举程序有问题？

对于律协的失望和质疑，几位签名律师认为，其根源在于目前的选举程序有问题。

程海说，多年来，律协都是每50名律师一组选举一名代表，50人以下的小律所就几个合选一名。在人数不足50人的律所选举时，领导经常会让一个大律所配一个小律所，“因为票数过半生效，所以大律所的票数直接决定代表人选，而当选者肯定是这名召集人。”

程海认为，律协代表的选举缺陷，造成律协的核心成员往往比普通律师更容易获得利益。

此外，大型国企和证监会在聘请法律顾问和委员时，经常要请北京市律协推荐的律所或律师，一旦聘任佣金不菲。

对此，北京市律协的工作人员证实，“那些获得律协主要领导职位，能间接得到经济利益的说法，是不了解律协的工作情况。”

关于程海所说律协选举“大所配小所”之说，董春江予以否认。他称，目前，为了照顾小律所的利益，律协选举有意安排几个小律所一组。现在，律协代表中小律所的人占多数，173个代表60%以上来自小律所。

直选的争议

这让律协很无奈。

律协一名受访工作人员表示，北京律协现行的选举办法，就是“直选的一种方式”。

这名工作人员说，“北京现有律师人数庞大，由这些人直接投票产生候选人，再投票产生会长等职务，并不现实。”他说，律师的独立性很强，北京的律师经常会接一些外地的案子来做，可能随时要离开北京，要实现呼吁书中要求的直选，难度较大。

董春江说，目前北京律协会员有17000多人，预计明年达到2万人，但北京律协作为唯一的行业自律组织，让律师参与管理的渠道有限，服务覆盖面也有限，“一个锅盖遮一口锅，现在锅变大了，盖子遮不住了。”

董春江介绍，北京律协代表的选举制度，在全国走在前面，很多地方由理事选会长，北京则是代表大会通过差额选举，从两名候选人中进行差额选举。

根据《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地方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或推选产生，选举或推选办法由地方律协常务理事会规定。

董春江说，直选是一种民主意识，但需要成熟的行业治理结构。直选也需要考虑技术问题，律师之间信息了解不对称，相互不了解，最后的结果不一定一致，未必让所有律师满意。

他介绍，律师对协会的不满，根本在于实际得到的服务与预想中的有差距，目前司法局已经督促律协改进协会的服务性。

“呼吁直选只是一种途径，但不解决根本问题。”董春江说。

说法 “许多协会独立化不够”

昨日，针对部分律师质疑北京律协服务不到位的现象，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业协会研究专家黎军认为，北京律协的现象在全国的行业协会里不是个别现象，根源在于民间化和独立性不完整。

黎军说，协会的民间化主要体现在选举的自主性，“领导层应该是律师民主选举，不应该是任命式和代表选举。”

她说，行业协会实际上都是服务者的组织，需要充分体现服务性，但很多协会不愿甚至不知道怎么改变，依赖政府的心理还残留着。

黎军说，要改变这样的现象，需要不断完善协会的内部法制治理结构，改革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