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讨债公司 增设危险驾驶罪不妨以抽象危险犯为理论依据思维导图

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刑事立法表明，行为人在酒精或者麻醉药物的作用下驾驶机动车，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而言制造了普遍的风险，至于行为人在个案中是否形成具体危险则在所不问。即使危险驾驶行为尚未形成任何风险，只要相关路口的摄像装置固定了危险驾驶的行为、酒精测量检测出了行为人的酒精含量超标，即被认定为危险驾驶行为具有可罚性。可见，危险驾驶罪属于典型的抽象危险犯。

■增设危险驾驶罪:抽象危险犯的刑事立法价值

抽象危险犯的存在具有强烈的目标价值驱动。从法益保护的角度而言，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可以对保护法益进行周延且提前的风险控制，是一种对法益的前置化保护措施。尤其是被认为具有典型风险或者风险及其范围难以被控制的公共危险行为，诸如醉酒驾驶、服用麻醉药物后驾驶等，如果必须等待行为已经导致他人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形成实际损害或者具体危险的程度才能运用刑法进行惩治，则刑法介入完全失去了事先预防的作用，造成因现代社会存在高度风险而法益保护脆弱的现实。立法者使用抽象危险犯保护法益，本质上是超越了刑法规范绝对报应理念的局限性制度设计，使刑法规范、刑法适用、刑罚执行附加预防与震慑的动态意义。如果刑法分则个罪的犯罪构成只能局限于具体危险犯的程度，必须等待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处于高度风险的状况下才能允许刑法介入，显然将使刑法的设置与适用成为一种对法益保护而言非常消极且迟延的规范与操作应对。

坚持以抽象危险犯的形式保护超越个人法益的制度性建构的立法例，其通常着眼于超越个人法益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特征。生命、健康、自由、财产、家庭等个人法益的核心内容，固然是传统刑法必须予以全面保护的对象。不特定人的上述生活利益，虽然具有复数性，却仍旧是个人利益的机械叠加，属于累积的个人法益，仍旧应当归结于个人法益这一基础性定位。但是，对于公共交通秩序这一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建构而言，其存在本身就被视为对个人法益得以具体实现的条件与保证，是社会主体之间进行社会交互活动的平台。因此，刑法固然应当强调对于个人生命、健康、财产等法益进行全面保护，但不能保持一种静态且孤立的利益保护状态，而必须积极且合理地从制度性建构的角度控制风险，对使个人利益得以具体实现的刑法保护进行适度扩张。

因此，运用抽象危险犯对公共交通秩序这一超越个人法益的制度进行前置化保护，不能认为是一种过度且不合理的刑法介入模式，更不能以机械的眼光将之认定为耗费成本保护与个人法益无关的抽象性利益。危险驾驶罪的设置必须拓展至刑法规范层面，避免个人利益的支配可能性得以实现与发展的条件陷入危险，从而实现控制公共交通风险的目标。社会风险的合理控制促进个人对于利益实现的安全感与确信感，通过抽象危险犯的设置与运用有利于弱化个人对规范控制风险的不确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