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腐败催生怪胎城市思维导图

难怪有知情人士感叹，有些城市的规划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变化成就丑八怪”。无可质疑，丑八怪的畸形城市，祸首就是来源于规划部门与开发商之间的权钱交易。

据检察机关指控，在成都迎宾大道的“成都红枫半岛花园和锦城豪庭腐败案”中，规划局副局长徐俐先后收受了36 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以及其他财物；南充泰升集团在工程审批和建设过程中，也直接向南充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斌，市规划局原局长邬大渊等15人送钱送物，总额达440余万元。

规划何以赶不上变化？

“如果说制裁是令人快意的，那么制裁之前监督的缺位，则是令人郁闷的。”知名社会学家巩胜利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如是说，“规划两个字，总是令我想起规矩与谋划。而现实的情况就是，在严肃的规划面前，不规矩的手却随处可见。 ”

规划腐败浪费的不只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还有由规划腐败孵出的畸形城市。1996年，四川泸州市滨江路上5层全框架“船山综台楼”就因为严重影响城市防洪和城市景观于2004年被拆；同样，武汉“外滩花园”如果不是湖北省委的介入，可能至今仍“巍然屹立”在长江泄洪区中。

综括起来，目前暴露出来的规划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些开发商走上层路线越过审批程序，不经审批进行先斩后奏式的横蛮开发；少数开发商则游走在规划部门与审批部门之间，发扬“钉子精神”，用金钱或美色做诱饵，达到修改规划甚或推翻既有规划，实现自我利益的目的。

“擅自变更规划审批内容，超越面积加层，越线移位，挤占道路红线等等是我们常见的规划腐败，”巩胜利说，“每一桩规划腐败的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幕后操纵。”

权力之所以会变成了开发商手里的木偶，并不是因为开发商具有专业的设计水平。恰恰相反，开发商眼里只有利益，少数手握规划大权的公仆又急于想把手中的权力置换成看得见的利益，两种不同利益的交叉，成了规划腐败最好的推动力。

成都迎宾大道绿化带的严重缩水、南充“大都会”演变成“大肚会”武汉外滩影响泄洪等等畸形怪胎，显然是无视了系列法规的结果。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可以肯定，规划腐败非四川与武汉特色，各地的规划腐败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巩胜利说，“法也有了，规定也有了，但实施起来就走样，这其中既有监督缺位的原因，也有监督失效的问题。总之，没有到位的监督是规划腐败滋生的主要原因。”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胡光伟研究员也深有同感：“城建规划腐败，典型地体现出缺乏监督的权力独断性特征，它突破了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的游戏规则约束，形成了一种无往不胜的潜规则力量。”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要有效斩断'权与利'勾结的罪恶之手，关键在于全面推行城建的阳光规划。”巩胜利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并不缺少制度，缺少的是有效的监督。

还有专家认为，规划腐败的根源在于规划是“封闭循环”的、“自产自销”的公共事务，缺乏来自公众、来自人民代表的有效监督。欧洲一些具有悠久规划历史的国家，任何规划出台前都会有法定的公示日期，而民众一旦对规划有质疑，可以通过法定的形式提出，并且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推翻和否定政府的规划方案。

“在阳光规划方面，欧美一些国家的经验确实可资借鉴：在规划上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规划前公示，规划中征求意见，建设中请民众代表监督，建成后请民众评估评分等等措施，有时比一些看似严密的制度都有效”，巩胜利认为，这样的 “阳光规划”既能采集民智，又能预防腐败。

新京报·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