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思维导图

首先，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至今，其人口的相对量已直接影响到可供劳动力的数量。就是说，虽然中国人口在增加，但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人口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加上老龄化的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呈反方向发展，于是，现今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显示其相对性，即“民工荒”实质上是青年“民工荒”，年龄“民工荒”，及性别“民工荒”。当然，当务之急不是调整生育政策，而应是如何从制度上完善用工制度。调查证明，如将民工年龄放宽到40周岁、民工供给数量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倍;若将男女比例调整为1：1，符合条件的工民供给数量会增加5倍;若消除地域限制，民工供给量则至少增加1倍。因此，地方政府应该从制度上考虑适当放宽民工的年龄、性别、地域、经验等限制，扩大用工范围。

同时，劳务中介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劳务中介机构主要还是政府控制，市场调剂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另一方面，非法劳务中介的存在，恶化了人们对劳务中介的认识。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劳务中介机构的市场化建设，严格审批、监察劳务中介机构，切实保障民工合法权益。同时取消对外来民工的不平等条款。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十二届十三次会议已正式通过，自2004年7月1日起停止执行关于“单位使用外地劳动力的审批”，“外省市施工企业进沪施工许可证的核发”，“外省市水路运输经营者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审批”、“设置外来人员劳动力市场的审批”等地方性法规。这不仅是建设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而且必将减缓“民工荒”在上海的出现。

收入分配问题历来为劳动双方所关注。低工资、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必然产生高民工淘汰率。而对廉价民工数量需求的增加，必将流失一批意欲“挣钱养家”的民工群，继而出现因分配产生的廉价“民工荒”现象。我们必须要从劳动力市场的价值角度来导航劳动要素，从制度上培育健康、有效、持续发展的劳动者队伍。抛弃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逐步推行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

“民工荒”的发生有着其特定的背景，如产业结构、消费品市场、农业政策等。如果这些背景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最后，经济的宏观调控，将使一些过热的产业放慢发展的速度。如吸纳农民工最集中的房地产业，随其调整降温，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就下降。还有有关农村农民增收政策的稳定，民工向城市的供应量就会减少。因此，我们的制度建设必须要系统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生存和发展环境。

必须注意到，目前中国社会保障还不健全，而离开作为基本保障的土地的农民工如果在工作地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就可能随时出现“缺工”和“回流”。这也是目前“民工荒”现象的微观原因。在发生的局部地区、部分产业的结构性缺员事实中，“低工资、轻保障”的问题，在一些地区和企业较为普遍。因此，加快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就作为历史责任艰难地凸现出来。

目前我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从供给角度看，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我国仍然是农村人口占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耕地矛盾及较低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仍保持在1.5亿左右。加入WTO后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新增企业多，用人需求增加。于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投入城市产业(2003年11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98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递增)。但近来受国际市场影响和我国实施宏观调控，国内产业结构开始作大幅度的调整。这样，招工对象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电子制造业的女工为主，建筑业的青工为主，信息产业的技能工为主等。结果，异类人员就逐步被排斥，一边是调整后企业的“空岗”，一边是富余劳力的“缺岗”，“民工荒”终于被“制造”出来了。

同时，近年来各地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多民工就能近找到一份工作。中央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工业区的决策，使沿海地区对民工的吸引力逐渐减弱。而东南沿海民工需求丝毫没有减少，这样，社会发展使东南沿海从“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可见，经济结构性调整要求民工队伍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然，“民工荒”，也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民工荒”也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出现矛盾的一个信号。中国靠生产要素的高投入换来经济高增长的模式已逐步被否定，但，如何使劳动力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成为一个主要的现实问题。不是一直认为“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吗?现在我们真正知道，“民工荒”并不是数量荒，而是质量荒。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观念也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在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低消耗、高效率的增长中，不仅要求在劳动力数量增加的同时，更注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向于人力资源一体化，国际性人力资源短缺与抢夺，使中国作为优势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就业环境，也是地区的重要竞争力。我们要注意在改善投资环境中创新就业环境，使中国劳动资源力与资本资源处于相对平衡。

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西奥多·W·舒尔茨有过两个著名论断。其一：“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这就是说处于相对贫穷状态的农民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的行为都会精打细算，即以“经济人”精神选择自己的行为。其二：“假如赋予农民同样‘经济机遇’，那农民宁可留在农村。”这就是说民工流动的背后，是比较利益的驱动，农民的流动受劳动价值实现所制约。于是现代民工(农民工)就千方百计捕捉经济信息，精心计算成本收益。净收益高，农民就安心打工;反过来成本收益低，农民就离开城市回流。再则如农村收入增加并得以保证，部分民工转回农业，民工外出就相对减少。

假如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更糟了：在这一些企业中，民工在正常时间里工作的收入只能维持其生活开销，而要有所收益就只能靠加班或其他打工;一些企业以最低工资标准来发放民工的工资;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使民工的收入相对低廉;民工在外打工，不仅从事最肮脏、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还要忍受不良厂家的歧视、剥削、欺凌和虐待等。可见，“民工荒”在这里的反映是工资水平低和社会保障不健全。或者说正因为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达不到“正当”的水平，“民工荒”的现象才得以出现。有识人士说，“只要提供正当的劳动力价格，就不会找不到工人”。是啊，提高民工待遇，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尊重民工价值，应当成为目前缓解“民工荒”的关键。

美国《星岛日报》曾评论说：从社会劳动力总供给的宏观来看，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一点五亿，中国每年新增安排八百万人就业，至少也要消化三十年。所以，目前的“民工荒”，实际上仅仅表明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而非一般劳动力的不足。

但是，中国经济在振兴、在发展，从市场价格体系来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就是必然的趋势。一方面，政府、企业都必须未雨绸缪地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有关劳动要素中劳动力要素的价格(价值)法律制度在市场的支持和经受市场考验中而变得更有实效。

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劳动力，劳方相对处于弱势。政府也往往是青睐于资方，而忽略甚而歧视民工。但“空岗”却以社会进步的象征，表明劳资关系进入新阶段。“民工荒”的出现，让我们有了重新审视民工价值和社会公正的机会。“民工荒”将对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影响主要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将转变相对的强资弱劳格局，使民工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并逐步增强其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实力。也因此，民工的工资以及工作条件会出现可观的改善机会。“民工荒”告诉我们：和谐的劳资关系也是生产力。问题的关键，是需要用制度安排来巩固，并打破原有的不平等，建立起一个各个阶层互惠互利、新的均衡体系。

“民工荒”使我们看到一些沿海发达地区设置的“低技能陷阱”。由于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使投资者有可能降低设备成本和采用简单技术。于是，民工因此得不到技能发展机会而处于“低技能、高强度、低收入”的生存境地。但在产业结构调整、劳动要求提高的时候，这些廉价劳动力只能离开原有的劳动岗位而返回家乡或流入落后地区。所以，“民工荒”是就业结构调整中的一次岗位震荡，是技能“民工荒”。从产业升级、技术发展和素质提高的浪潮来看，民工“回流”，也不是自动离弃造成的“荒缺”，而是被动淘汰后形成的“紧缺”。

显然，一方面用人素质提高，技工供不应求，产生“空岗”，一方面因贫困无法接受培训或不愿意学技术做技工，形成“缺岗”。“民工荒”反映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足，反映了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荒”。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劳动力数量众多，但实际劳动能力相对较低，技术工人紧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所引起的思考是怎样通过全民、全面教育和培训将潜在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

“民工荒”也使我们注意到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不能过于偏重学历教育、文凭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不能减少对技能教育的投资和培训经费投入，降低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准;不能将各类教育和经济建设的实际用工状况脱节。

对民工“简单利用、忽视保护”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中国经济发展了。必须要打破城乡人口在身份、待遇方面的区别，尤其是在受教育方面的权利。对欠发达和相对贫困地区应实施“脱贫先扶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加强终身教育的宣传，切实提高我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以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进程，有效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文明进步。

阅读延伸： 劳动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