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职工“隐性就业”小议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大纲

下岗职工“隐性就业”小议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一）“隐性就业”的实质是“寻租”

下岗职工的“隐性就业”问题目前逐步引起了各方关注。所谓隐性就业，是指下岗职工在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通守自找门路，参加社会劳动获得收入，从而造成劳动法律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分离的状况。“隐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原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目前的就业状况及收入等是不清楚的，但对于新用人单位，劳动者的行为则属“显性”无疑，只是有意“隐”其所知罢了。

隐性就业带来了诸多问题，但解决起来却困难重重。分析其原因，则必然存在着一个稳定结构，存在着即得利益者。下边就从涉及隐性就业问题四方的行为角度来加以探讨。

由表一中可见，在上述博弈中从近期来看，原用人单位（国有企业）是最大的输家，从长期看，管理者（进而是国家）是最大的输家；对下岗职工是有赢有输，少数下岗职工占尽新老用人单位的好处，获利也相当丰厚；而只要此现象存在，新用人单位就是最大赢家。从短期看，管理部门出于就业压力而与新用人单位达成的妥协构造了“隐性就业”的稳定结构，从长期看，新用人单位维持现状的努力是影响此种结构演变的最主要因素。

因此可以认为，“隐性就业”主要问题的实质是新用人单位及少部门下岗职工的寻租行为，即利用自己手中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或制度缺漏某取本单位或个人利益。

（二）有多少人“拿着大哥大来领钱”

现在谈到下岗职工中大量存在的“隐性就业”问题，最常提起的一句话是：“有些下岗职工开着车、拿着大哥大来领一百多块钱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许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同事以及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也都转述过这样的话，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开着车、拿着大哥大来领钱”这样的事我相信肯定有，但做研究的人不能只满足于知道其“有”，而且还要研究它发生的频率。“开着车、拿着大哥大”的描述确实十分传神，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各个地方发了财的下岗职工为什么都是“开着车、拿着大哥大”呢？为什么不能是“骑着摩托、后边带着个女朋友”呢？为什么不能是打个电话让秘书拿着图章来代领呢？千篇一律的描述着不正常，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即“传说”的因素很大。

那么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比重到底有多大？收入水平到底如何？这是把握下岗职工“隐性就业”所必须要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政策制定的基础。

以往的调查或是时间距今相隔太久（至少一年以上）、或是数字出于企业、或是各地的局部估计，因此信度和效度不易保证。19年10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在吉林、镇江、广州、西安四城市进行了“城镇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其中涉及到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由于采用问卷入户的方法，因此在获得“隐性就业”问题的真实数据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此次调查共涉及经济活动人口3406人，其中在岗人员226人，占65．4%，不在岗人员746人，占29．5%，未获得工作的526人，占70．5%。（其中的绝大多数为按目前严格定义的企业“下岗职工”，少数分为机关事业等单位的不在岗人员。）

工作时间是衡量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已就业的不在岗人员和在岗人员相比，周工作时间在30小时以下的分别占22．1%和2．6%，30-50小时的分别为58．9%和93．5%，50小时以上的分别为19．0%和3．9%。这种分布表明，近一半的不在岗人员所从事的是不正规、稳定性较差的工作。

调查还显示，已就业的不在岗人员平均收入在800元以下占93．6%，其中100—300元的占已就业的不在岗人员的36．2%，800元以上的只占6．4%（见表二）。有已就业不在岗人员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只有243元，相当于全部被调查家庭人均月收入的63%，相当于无不在岗人员的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见表三）。

显然，对于绝大多数有工作的不在岗人员来说，每月300元的收入、200多元的家庭人均生活费是无论如何打不起手机、开不起车的。对于那2．3%的1500元以上的人来说也许有可能，但还要看“以上”到什么程度，而且是不稳定收入了。

还是那句话，“开着车、拿着大哥大来领钱”的事肯定有，但多数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绝非如此，极个别的事例不应成为影响我们进行决策的依据。

（三）什么是我们能管好的

最近看到了一份材料，上面提出要着手清理下岗职工的隐性就业问题，具体的措施为“区别对待”，如对有“双重劳动合同”的，原企业应与其解除合同等。对这些措施我是赞同的。但材料中提出，为实现上述目标，应采取措施使隐性就业“显形”，主要是多方协同核查，对确实难以查清的，可以采取辅助“反证法”进行甄别。对此我是不同意的。下面结合自己调研的经历谈谈这个问题。

此次“城镇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中我负责两个城市的调研工作。在其中的一个城市，劳动局的领导在作情况介绍时谈到该市不久前已对下岗职工进行了重新认证，凡是属于隐性就业的均不认定为下岗职工，也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但后来在一个企业座谈时，七八个下岗者中明确无误属于“隐性就业”的就至少有3个，其中1人在外收入将近700元。经我反复询问，确认目前这3人均已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且领取了150元的基本生活保障金。这3人个职工讲述情况时，坐在我身边的劳动局领导未作任何表态。会后我问起此事，他坦白地告诉我，隐性就业问题非常复杂，既无法甄别，也不好处理。即使你知道某个下岗职工在外边干私活，要停发他的基本生活费，他就会告诉你说下个月工作就没有了；再说在外边干也挣不了多少钱，厂子本来就没搞好，哪个领导也不好意思再去取消职工的150块钱。

过后我想，这位劳动局长的话也有道理。大凡做什么事都要有动力，如果下岗职工从事的都是稳定的、收入较高的工作，隐性就业显性化的问题会变得较为好办。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要清理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对已经就业与否进行甄别，对每个下岗职工而言，企业和地方劳动部门面对的都是一场苦斗。如此高的成本，恐怕谁都会望而却步的。

在另一城市，1996年5月开业了一家新商城，共招收了367名下岗职工担任营业员，当时这件事曾被媒体广泛报道，认为是积极支持再就业工程的具体表现。但至今已两年有余，商城拒绝为任何一名下岗职工转移劳动关系，劳动局、妇联等做工作也告无效。这家商城用这些下岗职工显然是非常合算的；社会保险费由原单位缴纳不负担这些人的医药费，而且工资中的150元也从原单位支出，每年下来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但如此一来，这367名下岗职工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就成为了“隐性就业”者。其实，由于这家商场面的效益不错，多数下岗职工希望能将劳动关系转移过来，过“清白”的日子。类似的情况我了解在全国各地都十分普遍。

“隐性就业”的情况对世界各国来说都不鲜见，但对于光天化日之下一次雇用几十、几百名职工却拒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的事则从未敢闻。如何清理隐性就业？是把眼光放在原用人单位和下岗职工身上“逼”出“显性”，还是放在新用人单位身上化“隐性”为“显性”？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什么是我们能管好的：与共下那么大力气去“卡”个人，不如从新用人单位入手，单位关把严了，大多数隐性就业自然就“显性”了。而且我们还更应该弄明白什么是应当管好的：如何规范用工行为，条条款款于《劳动法》中赫然在列，在这个问题上不再需要制度创新，当务之急是监察的手段，执法的力度。

从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入手解决隐性就业的问题是治本之举。换言之，如果企业用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那么根本也不会产生隐性就业的问题。因此，隐性就业是近年来企业用工行为极不规范的后遗症，是自主用工变为“自由用工”的结果。劳动部门亦有失察之过。

表一隐性就业四方当事人的行为

当事人

收益

损失

行为

下岗职工

在新单位获得了经济收入，在原单位获得了生活保障。

未能转劳动关系，工作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且年龄越大，不稳定感越强；往往有同工不同酬等歧视现象。

如能转移劳动关系且解决养老、医疗等问题，多数人并不反对就业显性化。

原用人单位

减少了下岗职工频繁找单位要求解决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是“两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