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再就业工作的若干特点及缺憾思维导图

许多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帮扶自谋职业者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优惠政策。如青岛市政府1997年出台的一些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规定，凡解除劳动合同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职工，凭《待岗证》到工商部门优先办理《营业执照》，并加盖“自谋取职业”章，从开业之日起，年利润在1万元以内的，经税务部门批准，三年内免缴地方征收的各种税费；同时企业除按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外，还应给予2000元的一次性经济扶持金（女满40岁、男满45岁的下岗职工4000元）。菏泽地区为扶持下岗青工再就业，提供2500元优惠贷款，用于40岁以下青年兴业带头人创办经济实体，优惠政策是：贷款利率按现行标准下浮10%，贷款期限可适当延长，并优先为下岗青工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更拓宽了这些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并定为全国性优惠政策，如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的，三年内可免征营业税、个体所得税和行政性收费；对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家庭手工业或开办私营企业的，开业一年内减免工商管理等行政性收费；同时各国有商业银行设立小型企业信贷部，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优惠的贷款支持。

这些优惠政策，在发达国家也不太容易做到，尤其是广大的失业者一般很难获得自办经济实体的资金支持。

在国外，企业裁员后只负责向被解雇雇员提供补偿金，雇员以后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完全交由劳动力市场及雇员自己解决，与企业再无关系。在我国，企业减员安排职工下岗后，仍要负担下岗人员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安置。企业负担三分之一，财政部门负担三分之一，社会筹集（包括从失业保险基金中调剂）三分之一。部分济实力较强的企业，如国有独资盈利企业和国有参股、控股企业，原则上全部由企业负担。企业安置下岗人员的主要措施是，利用企业闲置技术、厂房、设备等组织下岗人员办各种经济实体，开展生产自救。

企业负担下岗人员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安置，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加重了企业负担，但在较大程度上分解劳动者的失业风险，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在全局的利弊权衡上，利大于弊。其一，在资金方面，企业负担三分之一，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同时，由提供下岗人员的生活保障金，使下岗人员能保有一事实上的归属感、安全感，无论在经济上或在心理上都起到分解风险的作用。其二，由企业组织下岗人员办各种经济实体，实现再就业，比之下岗人员单枪匹马地去自谋取职业，自办实体，无论在物质资本投入或资金技术投入方面，都有难以比拟的优势，成功率也高。其三，实现再就业的关键是提供和开拓新的就业岗位。由企业负担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安置，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企业加压，迫使企业挖掘生产潜力，开拓新的就业岗位，更充分地调动企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从积极解决就业的角度，分解下岗人员的失业风险。

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管理功能较强，工作机构设置合理，分工细致。如日本，政府主管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事务的是劳动省，劳动省设有劳政局、妇女少年局五个职能部门，同时还附设有半官方机构中央劳动委员会、公共企业体劳动委员会、劳动保险审议和劳动科学研究所及劳动学会等17个附属机构。各都首府县的劳动就业工作在知事领导下，在劳动厅设职业安定课和雇佣保险课，负责就业安置和保险业务。全国共建立职业介绍所（职业安定所）479个，分所120个，分室32个（均为公共职业安定所派出机构），同时还建有专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和管理专业人员服务的人才银行25所，为小时工、非全日工服务的临时工介绍所85所，为大学、短期大学服务的学生介绍所6所，为高龄劳动者就业服务的职业介绍所290所，为妇女就业服务的介绍所5所，还有为残疾人就业服务的职业介绍所。在日本，除公共职业介绍所外，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也很发达，全国从事有偿服务的民办职业介如所3213所，免费服务的359所。此外，全国还有从事劳务输出的劳动者派遣公司2294所。另外，经劳动大臣特许，全国有26个工会组织允许从事厂际劳务输出事业。在如此细密的就业管理下（当然也有经济增长因素使然），日本的失业率一直在较低水平，60年代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以下，70年代受石油涨价影响，失业率上升到2%以上，80年代至今一直维持在3%以下。

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国外比较，尚需努力补足的方面较多。其一，就业服务机构设置不能满足广大下岗失业人员的需求，布点少，服务项目也较单一，同时缺少为特殊人群如女性就业者、残疾人就业者、年长就业者提供专项服务的服务机构。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和就业心理咨询等项服务也较欠缺。其二，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较多，“门槛”较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有形无形的限制较多。其三，工资机制尚未成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调配的有效机制。劳动力流动受非工资因素影响较大，受工资因素影响较小。

国外就业模式的多样化，已是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能接受并习以为常的事情。全日制的正式工，非全日制的小时工、临时工、季节工以及弹性工作制度多样化的就业模式，已得到广大劳动者的认为可并受欢迎。在美国，选择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已由1973年占劳动力总数的10%发展到1993年的25%。

在我国，就业模式多样化尚未被广大劳动者所接受。近年来，许多下岗职工对钟点工的工作难以接受，对社区服务性工作难以接受，认为这不是正式工作和就业。如济南市环卫部门于19年7月推出垃圾袋装化管理，提供千余个垃圾收集员的工作岗位，并规定尽量招用下岗工，不准招用农民临时工。因为工作时间是从夜晚10点到12点，且工资不够优厚，这千余个空缺岗位很少有下岗职工问津。

改革创新多样化的就业模式，除劳动者的观念更新外，也需要企业方的观念更新，需要企业经营向这一领域拓展。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我国家政服务缺口较大，缺口幅度为60%，主要原因，一是部分下岗职工及社会传统观念对新的就业模式还不适应。二是一些想从事钟点工这一职业的人，因家政服务这一市场缺乏管理，雇主方与打工者双方彼此缺少契约化的制约手段，害怕出现纠纷无法公正解决，因而望而却步。据悉，目前家政服务市场的服务机构基本是单纯的中介服务，只管介绍，不管其他。许多下岗职工希望有类似专业公司式的企业化组织，承办家政服务这一块，有组织地规范化运作，统一收费标准和服务规范，统一管理和培训，按合同制招聘雇员，为雇员发放工资，办理劳动保险等。

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积累。在我国，劳动经济学虽然不是一门新兴科学，但是将劳动就业问题置于改革和新的经济社会成分不断生长的背景下，进行深层次地研究却较少。对于当前实施再就业工程中出现的许多令人费解的实际问题，研究者们能够给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解释甚少。这种理论研究“苍白”的状况直接影响了再就业工程的进程。

譬如再就业培训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近年来筹措巨资免费对下岗职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这本来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大多数的下岗职工并不响应。如19年上半年青岛市筹措1000万元资金，选定了22个培训基地和定点单位，免费对下岗职工开设家政服务、美容美发、家电维修等专业培训。但从5月1日至6月17日近50天里报名者仅70余人，堪称“冷落”。济南市的职业培训也有类似情况。以至劳动部门和有关的主办单位大为不解，报端呼吁，“谁来花这一千万？”“下岗工，为啥不领这份情？”

事实上，关于再就业培训，并不是一厢情愿的有人开课就有人听课的事情，也不是听了课就能对再就业一定有所帮助。对于如何实施公共的职业再培训并取得成效，世界上许多国家是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来做的。如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专门开设了一个专题研究“公共再培训的效果”。研究者们主张，在有些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再培训对有些群体，如美国成人妇女，其效果一般化；对其他一部分人如男性青年，则完全不起作用。在墨西哥，自14年起开始为失业工人提供短期技能培训，经长期监测表明，这种培训对成年男性尤其是接受过6~12年学历教育的成年男性很有帮助；但对没有工作经历的人和重新进入劳动行列的妇女则完全不起作用。在匈牙利，再培训计划对接受培训者平均的再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都不是很大。研究者们认为，公共培训计划在一些国家对有些工人群体逃脱失业的厄运起到帮助作用，但这种计划不太可能会对大多数工人提供帮助。研究者们建议，对再培训计划认真地选定目标、进行监督和评估是保证它们的效果和避免浪费有限的公共资源的重要手段。

关于再就业培训的理论研究，在我国目前几乎是一个盲区。下岗工人对再就业培训不感兴趣，究竟是哪个年龄段、哪个文化层次的工人不感兴趣？这些人员原先的工作经历如何？这些工人对今后再就业岗位的选择是在哪一个领域、哪一层次？再就业培训的科目是否属于他们选择期望的范围之内？由于缺少这些细致的分层研究，使得某些决策理论根据不足。

再譬如下岗职工与原企业“脱钩”问题。很多地方出台很多优惠政策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并逐渐与原企业“脱钩”，解除劳动关系，但事实上收效甚微。如北京市19年上半年出台《下岗自谋职业每人补助万元》的规定，下岗职工反应冷淡，前去劳动部门申领这种万元补助的人极少。这又是一个决策与实际状况脱节、决策缺少充分理论根据的事例。记者了解到，工人们认为，一个“万元补助”换取劳动关系的解除，实在不合算，解除劳动关系后，每年自己要交2000元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几年下来就是1万元，“万元补助”实际折进去了。专家认为，下岗职工迟迟不愿与原企业“脱钩”，一个重要原因是二者之间的经济账没有理清。工人认为，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决非是一纸契约，而包含许多至今尚未理清的非工资福利等等的东西，这些东西决非是“万元补助”所能与之交换的。究竟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用贷币表现，多少价值量才算比较合理，工人才愿意接受，这确实是一个研究者们需认真研究思考的重要问题。